首页 -> 2008年第3期
敦煌守望者——樊锦诗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1986年，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丈夫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0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
要潜下心来在敦煌生活并不容易。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协商，交给彭金章两块“硬骨头”，其中之一是研究被当时学术界称为“敦煌荒漠”的北区洞窟。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形成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和眼睛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吐痰也是黑的……就这样，八年里，他用筛子几乎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正是这种执著，让他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
记者：最终把家搬到敦煌来是谁做的决定？
樊锦诗：我先生。他其实也不愿意，他在武汉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对它有了感情，我们两个也抬了几次杠。他说总得有人走嘛，他的意思是要我走。那我说，你不是也可以吗？我老说彭先生确实是个大好人，他最后还是考虑到我的感情和爱好成全了我。
记者：结果不仅自己没有离开，还把自己的先生拉过来扎了根。
樊锦诗：这就是敦煌的魅力。我先生他来也没什么后悔的，要说后悔的只有一个：老二没有上到大学本科毕业。他总觉得很遗憾，我当然更觉得内疚。
前辈的榜样力量
莫高窟真正引起世人关注，是从1900年王道士在第17窟发现藏经洞开始的。从1907年到1924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先后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藏经洞中大批价值极高的经卷，致使今天藏经洞中5万余件文物，有近4万件流落海外。
在之后的20年，敦煌遗书相继在国外出版，大批学者都把目光投注到了这个文化宝藏，并由此兴起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扼腕哀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记者：您是怎么理解所谓“伤心”的？
樊锦诗：怎么说呢，这跟国运相联系。国运不济时，自己的家也守不住，自己的宝也守不住。人们发现莫高窟的时候是很振奋的，因为藏经洞那批东西很珍贵，包括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这700年间的古代文献，内容涉及各方面，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大发现。
记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您一定参观过流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里的大量藏经洞珍品。您看到这些珍品时是什么感情？
樊锦诗：很复杂的感情。一者，我终于看到了，是兴奋；二者，人家保护得好，我不得不佩服。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些珍品都能还回来，我们国家现在有条件了，绝对能保护好。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那些博物馆的展品都是从别国拿来的，如果都还回去，博物馆可能就空了。
敦煌遗书的悲剧发生后，一批有着深厚文化责任感的学者开始心系那个荒漠中的文化圣地。20世纪40年代，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来到了莫高窟，开始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和复制。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为第一任所长。自此，敦煌莫高窟结束了它千百年来无人看管的历史。
记者：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樊锦诗：自愿来的。常先生是留法学生，我们是老乡，他也是杭州人，从杭州公派出去的。留法10年后，他回来在北平艺专任教授，然后又去了重庆，那都是大城市啊。他油画画得也相当好，很有造诣。后来他就放弃了，来这儿了。他女儿跟着他来这里。据他女儿说，到了这里，吃第一顿饭的时候连筷子都没有，结果是拿红柳条刮着吃，盐也没有。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到零下20多度，他们盖着被子，早上醒过来，眉毛上都白了。
记者：您刚刚分配到这儿工作的时候，对常先生是什么印象？
樊锦诗：我那时候看常先生是仰望，觉得是高山仰止。常先生是1943、1944年来创建这个单位的，一直到1994年去世。中间因为“文化大革命”，他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等到“文化大革命”过去后，他已经70多岁了，后来慢慢就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当了名誉所长、名誉院长。
记者：您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敦煌待了20年了？
樊锦诗：是的，所以说他很了不起。他在法国学有所成，是得了奖章的。我们现在看他的一些画，画得非常好。他从法国回来后是北平国立艺专的教授。七七事变后，辗转来到重庆。他有家小，有很好的职位。1943年他来这里看了一下，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有6个人，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没有房子，他寄宿的地方就是破庙。看完一次后回到重庆，他没有退缩，而是把重庆的房子处理掉，把家小整个搬来。来了以后，他到处招人，到最多的时候这里有十几个人，不过抗战胜利后他们又走了。国民党政府当时想把这个单位解散，他到国民党政府去活动后，把这个单位保留了下来。我刚来这里时第一次看到他，心里想：这么有名的常先生怎么打扮得跟个农民一样？
记者：常先生有没有跟你们说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樊锦诗：我们当时也不敢去问人家，那时候我只觉得他非常执著，非常执著。
“飞天”故乡的落户人
莫高窟除了有着极其深厚的艺术价值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考古价值。1962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带着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四名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自此，作为敦煌学的一部分，石窟考古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真正开始了。
莫高窟的第285窟是樊锦诗参与考古测量的第一个洞窟。对莫高窟研究来说，石窟考古是一项极为基础而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可以用来科学地对洞窟进行分期断代，而且还可以作为资料永久地保留下来供他人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樊锦诗相继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文章，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这些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年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20世纪80年代，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1987年，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全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611个成员中，全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6条标准的仅有3处，敦煌莫高窟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宝藏也在渐渐地老去，对它进行科学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记者：大家都来关心敦煌，门票收入也很多，您觉得这样不好吗？
樊锦诗：2001年、2002年，门票收入都是31万多。据说再过几年，就要到40万，再过十年或十几年，就是50万。我觉得非常矛盾，一方面，敦煌这样一个世界遗产，老百姓要看，学者要研究，我们理所当然要提供便利；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的洞一般很小，很多很精彩的洞只有20多平方米。这些地方有着最少600年、最多1600年的历史，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涂在石头上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还经得起这么多人来看吗？在黄金周，五六千的人在莫高窟前面走，到处都是人。
记者：您是不是为此很烦恼?
樊锦诗：中央电视台采访我，我说我是如临大敌。我不是要把观众当成敌人，只是这种阵势实在很吓人。他们这么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对壁画会有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