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忆王震与新疆二三事

作者:王宏杰




  由于不让我到处走动,交谈后,陈实就把我送下了楼。我出门后直奔王震在西城区成方街5号的家,向他汇报了见陈实的情况。
  5天后,王震又找我,交给我400元钱和200斤粮票,让我送给陈实。这可把我惊呆了,哪里弄到这么多粮票呢?原来,他给子女们下了交粮票的死任务,并首先从自己、老伴和高龄的老娘口粮中抠出来粮票,还发动大家借粮票,结果在短短5天里挤出了200斤粮票。400元钱是从他和夫人王季青工资中挤出来的。现在看来400元钱和200斤粮票不算啥,但在当时来讲是个大数目,王震要大幅度压缩开支,省吃俭用才能渡过难关。
  我仍用上次的办法见到陈实,将粮票和钱如数交给他。他激动地说:“王部长和原来一样无私无畏、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我们将永远发扬他的铁骨精神和爱民爱兵之心。”
  发生在总参三所的故事,虽然平凡,但在当时的背景和困难情况下,王震这样做,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文化大革命”后,王震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多次跟我讲:“派性害死人,搞派性是错误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不少错误。你回新疆要做促进团结的工作。”特别是在1984年7月2日,他在新疆五家渠接见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和农六师部分团以上干部时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你跑到北京来看我,那是我还是‘牛鬼蛇神’、‘三反分子’到处游街。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错的。你保卫我也是错误的。不能以人划线。现在对这个问题要承认错误,再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再不搞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一打倒就是一大片。我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也喊过专某某人的政。我也出过大字报,还是第一张反攻大字报呢!现在看,也是错的。‘文化大革命’全盘错误了,要完全否定。派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要完全否定。”
  
  新疆“九·二五”起义者的福音
  
  1949年9月25日,新疆10万原国民党官兵,在时任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响应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号召,毅然摆脱蒋介石国民党的羁绊,正式通电宣布和平起义,使占全国六分之一面积的边陲要地得以和平解放。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10万原国民党官兵获得新生,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1954年10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命令,将王震率领进疆的一兵团大部、二十二兵团的全部以及原由新疆民族军改编的人民解放军五军的大部,组成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二兵团十万官兵经过教育,都积极投身于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新疆的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突出贡献。
  按照党中央的政策,新疆十万起义官兵均定为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凡退下来的都定为离休人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和其他离休人员完全一样。他们都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照顾。
  这些老同志,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为革命献身,有的因老因病去世,有的调动到地方颐养天年,但大部分人还是在兵团退了下来。到80年代,在兵团各师、团、营、连和兵团所属厂矿、机关、学校有关单位养老生活的有5万多人。这些老同志的离休费、医疗费,根据当时的兵团体制,还没有纳入到国家财政解决。由于兵团财力有限,各师、团、场、厂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又有些地方财政十分困难,这就给解决这些老同志的离休费、医疗费等问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出现了不应有的差别,影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和这些老同志的情绪。
  1981年6月开始筹备恢复生产建设兵团时,王震就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曾先后向小平同志、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报告和请求解决。1984年7月2日,王震陪同日本友人到新疆五家渠农六师视察,时任兵团司令的陈实又一次专题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王震十分关切地说:“这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大问题,必须解决好。你们继续给中央打报告,我再去向中央领导汇报和请求解决。”1984年9月,陈实专程到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和王震呈上了专题报告。因我父亲是“九·二五”起义人员,我比较了解和关心这方面的问题。1985年以前,陈实也让我向王震转呈过两次这一问题的材料。王震几次对我讲:“新疆‘九·二五’起义人员的离休、医疗费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关乎党的政策和新疆稳定的大事,是关乎几万起义官兵切身利益和党、政府声誉的大事,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一定会解决好。”他老人家还多次有把握地讲,我已经向邓(小平)主席、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叶(剑英)老帅、先念同志都报告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表态要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新疆建设兵团计划单列、体制逐渐理顺,1986年6月13日,国家财政部发出《关于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离退休人员的经费开支问题的通知》(〔1986〕财农字186号),“九·二五”起义人员离休费问题终于解决。《通知》明文规定,兵团离休人员的工资由中央补助,不论各师团财政如何,必须按时保证足额发给。后来,又由只补部分工资变为中央财政全补,医疗费全报,大病统筹全给,并于2003年将离休人员的上述费用全部纳入到社保局统发、统报。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兵团的负担,增强了兵团屯垦戍边、维护稳定的实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离休人员(包括“九·二五”起义人员)安度晚年的问题。
  我父亲是穷人的儿子,60多年前,在我刚刚半岁多时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押到新疆整整6个年头,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他。起义后,他进入解放军行列,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部队干部。从1981年离休到2006年病故,他的晚年生活十分愉悦,从无衣食之忧。他常常教诲我们全家人,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是王震呵护了我们。我们要永远热爱和忠于党,也要永远感谢王震。
  (责任编辑 汪文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