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布衣朋友
作者：李汝庆
因为生活中的王老很随便，可能太随便了，使得警卫人员对他颇有意见。1985年，他第四次回抚州到红星垦殖农场“探亲”。一到红星，他原来的老相识、饲养员、理发员、打字员都来看他，令他应接不暇。最使警卫头痛的是专门备好的车他不上，硬往人群中走。人们拥上来，个个想和老部长握一下手。他倒好，不光握手，还不时要停下来说上几句。看见当年他严厉批评过的连指导员何金，他便笑着拍拍何金的肩膀说：“老广（何金是广东人），当年我们还吵过嘴呢！”何金紧紧地握着王老的手，笑着说：“王老当年批评过我，批评得对。”
对我们几个老“朋友”更没说的，我曾随王老乘专机五次、专列三次，同乘汽车多少次就算不清了。就说1984年那次吧，那次王老和小平同志同乘专列路过鹰潭，我们三个王老的“朋友”（抚州地区商业局的唐继章、红星垦殖场的徐文甫和我），奉命随专列同赴上海，按吩咐带上了红星乳品厂产的鲜牛奶、红星职工自种的蔬菜。这可是两位国家领导人的专列。警卫人员对半途“计划外”上来的三个人，还带了“给养”，当然有意见。可王老说：“这三个没问题，是我叫的，东西也是我叫带的。”
1991年3月，抚州地区和垦殖场的同志一行八人赴深圳看望王老。王老因久病体弱，未能与我们多谈，仍要秘书安排我们去参观学习。十余天后，我们向王老告别，他带着歉意，十分深情地说：“这次没能和你们多谈，我回京后你们再来吧。”同年4月29日，我们赴京再次谒见王老，他又与我们亲切长谈，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聆听他的谆谆教诲。
知遇之恩
王老对知识分子是非常理解和尊重的。他不仅在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还时刻关心其业务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获得报效祖国的机会，而这正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
在批“臭老九”的20世纪70年代初，南京长江大桥落成，报上只强调了工人的作用。王老看报后在一次大会上说：“工人阶级是伟大的。但是，光有工人，没有设计师、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铁路修不起来，长江大桥也建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1977年11月，红星垦殖场领导赴京向王老请示东乡化肥厂扩建工作时，王老提出要以红星为基点，在东乡、抚州一带发展2.5万头奶牛。他没有给领导们下达任务，而是立即把我——一个技术干部召到北京，共同商讨研究了建奶牛场的方案，还作了具体部署。1983年，红星南山奶场竣工前夕，王老在广州召见我们。我们在粤十余天，王老派秘书和广东农垦总局的同志陪同我们到湛江湖光农场参观，到深圳光明畜牧场学习。这几个场在当时是国内最先进的。其间，王老还接见我们谈话三次，每次都不知疲倦地长谈三四个小时，两次谈至深夜。他既有发展战略的论述，又有战术实施的指示，每次都使我们受益匪浅。
1983年11月，我与金溪县长李宾等同志到北京请示扩大奶牛生产工作。王老又亲自带我们到北京单产最高的北郊牛场参观学习，并亲自批转报告给农业部何康部长，从而解决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发闽赣两省红壤发展农牧业的资金。这一项目抚州地区得益最多，红星也因此得以兴建了第二个奶牛场。
自王老1971年回京后，我曾多次跟随王老到各地参观学习，到过北京、广东、福建、上海、湖南、黑龙江和北戴河等地。王老还安排我到过澳洲和日本考察。
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既荣幸又别扭，那就是在会上或众多首长面前，王老把我叫出来“亮相”，让我发言，真使我心怀感激又实在有点坐立不安。1981年在杨成武等同志的陪同下，王老回红星垦殖场“探亲”。在小会议室里，他突然把我叫来说：“老李，你把养奶牛的好处，经济、社会效益跟大家说说。”我只好硬着头皮介绍起来。
1982年，中国奶牛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王老到会讲话。他一开口就问：“江西老表来了吗？李汝庆同志来了吗？”我在人群中答应了。会议主持人马上叫人在主席台上加座，把我请上去。1990年7月，我随王老到“北大荒”，在农垦科学院的汇报会上，又重演了这一幕。
有一次，我们接到电告，到湖南株洲等候王老。他下火车后，立刻有省市领导陪着他，进入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我们抚州和红星的人很自觉，都坐在角落里，可王老偏要“遥控”似的向我们问这问那。省市领导见此情景，便主动和我们换座，把我们让到王老身边。
在王老的关怀下，我有了很多学习提高的机会和发挥作用的机会，被指定去完成一项又一项任务；从一个技术员，一个养猪场的普通兽医，一步步升至大型奶牛场场长，成为集团总畜牧兽医师。1989年，我即将60岁，王老对场领导说：“老李不要现在就退休，让他多干些事。”于是，我一直工作到66周岁。其间因工作出色，得到了国务院表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些成就，都是在王老的关怀下得到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老的爱护，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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