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衣食住行忆王震
作者：李慎明
第一辆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辆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辆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王老几次对司机老于说：“我们不能总想着换车，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这个车把我送到八宝山。”再后来，坐上了外宾赠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送给他的奔驰。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提倡党政干部要带头坐国产车。王老几次指示工作人员把奔驰车上交。工作人员解释说：“您这辆车不是配发的，是小平同志转送的。您现在可以称为元老了，您不坐，谁还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费。再说，我们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王老说：“别找那么多理由，交！”后来，工作人员把“奔驰”锁到车库里一段时间。王老去世后，王季青即决定，把这辆奔驰上交了。
到外地视察，王老不坐小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来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警车不但“噢噢”直叫，还粗暴地赶开群众。他非常生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掉转车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代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
下雨天，他还常交代司机：到行人身边要开慢点，免得把积水溅人身上。一次，在回家路上碰到大卡车卸货挡路，司机想下车请卡车让道。王老连忙制止说，不要着急，等他们卸完货我们再走不迟。
王老还常向家里人交代：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老是个孝子，但60年代末，他老母亲病了，他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私人需要用车，王老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60年代时，每月都要交十多元用车费。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脚不便，上街买东西或看老同事时，还经常乘公共汽车或步行。
用王老主张公私要分明。他的孙子小时候要拿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用，他说：“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用公家家具，除了会客室沙发和他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外，其余他都要自家购置。无论是公家配发或是自家买，均要求方便实用即可，反对配或买高档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换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顿发火。一个大衣橱从50年代一直用到他去世，大衣橱的门关不上，就用旧报纸垫掖着。客厅里的沙发用了近20年还不换。王老睡的始终是一张极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层塑料泡沫垫。
王老床头摆放的是任弼时儿子任远远手工制作送他的简陋台灯，上面用红油漆写着：“为革命的老英雄王震副总理设制。任远远，一九七七·二”。这个台灯他一直用到他去世。说来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老洗澡没用过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说，我又没劳动，身上不太脏。一用香皂水就脏了，别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热水冲泡过后，让孙子、孙女接着洗。他们洗好后，也不让放掉，让保姆用来洗衣服。白天，他在院里散步，发现厕所灯亮着，马上找人关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节约用电。
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痰多。外出时，警卫参谋口袋里装着手纸巾，以备用。他批评说，这是浪费，让用一个废罐头盒盛点沙子放车上，回家后换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抬头吐痰，但为了节约纸巾，仍坚持十分吃力地侧过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让医护人员用纸巾接。谈及此事，医护人员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激动地流着泪说：“王老是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辉榜样！”王老去世后，许多人赶到翠花湾9号吊唁，见到这位国家副主席、共和国开国元勋客厅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竟如此简朴，都感到很惊讶，更多的是感动。
王老的夫人王季青说：“我们结婚后直到实行薪金制前，他没有给过我一块钱，也没有给我买过一件东西。实行薪金制后，他定的五级，每月370多块，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工资减到了340元。他口袋里从来不装钱，也从来不花钱，不问他的工资哪去了。我定工资是12级，每月170元。孩子们参加工作后，他说家里花钱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员不要给我领工资，把工资全部交党费。这样我一年多没有领工资。后来大孙女由我们来带，照顾不过来，又要请人，他一个人的工资的确不够花了，我才又开始领我的工资。”王老先后把节约的几千元钱捐赠给湖南浏阳家乡搞建设。在晚年，又先后把节约的上万元捐赠给了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他自己节俭，为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事业。
礼品王老的老部下多，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多，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时有的带盒茶叶什么的，王老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数额稍大时，王老都坚决退回或作价付款。1961年春节前，黑龙江垦区用两个麻袋反套一口砍掉脑袋的肥猪，由火车托运来。王老发现了，立即通知农垦部食堂一个姓宋的管理员拉走，让机关的同志过个好年。王老的炊事员陈师傅回忆说：“那时王老家五口人，每天凭本只能买5毛钱肉，正是过紧日子的时候，我要砍下2斤，王老坚决不让，眼睁睁让拉走了。”
1962年秋，王老的家乡浏阳蜜橘大丰收，家乡的人给他带来3筐共150斤。当时浏阳的蜜橘每斤2毛钱，王老则按北京的市价每斤4毛付给了家乡来人。他还亲自写信给中共浏阳县委，要求他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有关不许送礼的规定。大别山老区湖北罗田县是王老直到晚年都密切联系的点。时任罗田县副县长的王宗武经常带点板栗、绿茶等土特产来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员算清付钱。开始，王宗武过意不去，并开玩笑说：“这是王老见外。”王老一脸正色地表示：“大别山许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办好，人民生活更困难，将来我们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本来还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还能白吃老区人民的东西，剥削老区人民呢！”王宗武后来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作为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老，如此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王老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事活动多了，对外宾赠送的礼品，他都按规定上交。有时外宾赠送的技术先进的小型自动照相机，他或交给机械部有关研究所研究，或转赠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黑龙江农垦总局使用。1990年秋第11届亚运会期间，全国农垦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行，时值王老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各垦区联名给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老写来慰问信，并送来几箱包括热带珍稀水果的各种水果。王老在慰问信上批道：“亚运会动员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赠我的礼品转赠亚运会。”工作人员遵嘱，很快将水果送到了国家体委值班室。1991年9月的一天，王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后回到住所，发现院内一个竹筐里摆放着几条大白鱼。他知道这种名贵鱼只有黑龙江中苏边界的兴凯湖中有，便马上找来管理员栗勇问：“是不是东北农垦的同志送来的？”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马上交代：“送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让他们招待外宾！”栗师傅知道他十分爱吃这种鱼，便悄悄留下一条，结果被王老发现，又挨了一顿批评。
以上是我作为王老身边工作人员所了解的王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事迹的一鳞半爪。这些事不仅折射出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熠熠生辉的高尚情操，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共产党人保持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的特有方式。王老身上体现出的这些优秀品质，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没有丝毫的做作。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7年12月24日，我们工作人员同样十分敬重的王老的夫人王季青同志也走了。她与王老相知、相伴，一道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王季青同志曾当过北京市女八中校长，我们工作人员都叫她“王校长”。我们深知，王老与王校长两位老人都是十分真诚纯粹、当之无愧的共产党人。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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