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刘仁静谈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

作者：刘仁静　曹仲彬

　　托洛茨基仪表堂堂，戴一副眼镜，脸尖尖的，留着小胡子，显得很精神。托洛茨基看到我后对我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你的俄文讲得很好。”其实我的俄文讲得并不好。他问我莫斯科与德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布哈林已失宠，又告诉他我会见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的情况。他听了不置一词，他显然对这些人已不感兴趣了，而且他对苏联的近况显然比我熟悉，无需我报告这些一般情况。他希望从我口中了解的是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我说，他们还不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接着说，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在跌倒又爬起来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我见他案头堆积着许多文稿信件，就问他最近忙些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自传《我的生活》，准备两个月写完。我们这样随便谈话，越谈越投机。为了能畅所欲言，托洛茨基建议我每天上午来谈。托洛茨基把和我的谈话当成他工作的一部分，后来为了不至拖延时间太长，影响我回国时间，又改为整天谈。我们每次谈话都很严肃认真。有一次，我去得晚了一些，他就责备我道：“你为什么迟误了呢？你小心别迟误了革命！”他自己不仅严守约谈的时间，认真与我谈话，而且还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用速记记录他的谈话内容。这份记录后来并没有给我。我想，他所以会这么重视，愿意停下手头写作，抽出大量时间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异国青年长谈，大概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我能在中国为托派打开局面，同时由于他还是首次有机会在一个中国信徒面前发挥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因而不免特别兴奋。
　　托洛茨基和我谈话中，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联共清党。不过，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整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表面上是革命人民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托洛茨基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建立苏维埃，等等。我们前后谈了十几天，累计有数十小时。1929年7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托洛茨基，又绕道欧洲回国。
　　这次，我从欧洲回国途中瞒着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偷着去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拜会了托洛茨基，这一行为完全是我个人决定的。我在苏联学习时，联共开展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他被开除出党，又说他是个“反革命”，我看过他的文章，我不相信曾和列宁一起领导了俄国革命，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并领导着红军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的人是“反革命”。所以，我特意到伊斯坦布尔去拜访他。我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同托洛茨基交谈。我临走时，托洛茨基口述，他儿子帮助打字，打出了《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文件，这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我把它带回了国，作为指导中国托派的行动指南。
　　
　　
　　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
　　
　　1929年8月我暗访托洛茨基回国后，就与郑超麟把托洛茨基口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俄文稿翻译成中文。翻译好后，交给陈独秀看了。后来在我们办的刊物《十月》上刊登了。
　　我回国前，由史唐等少数被苏联驱逐回国的中山大学托派学生，在上海成立“我们的话派”的托派组织，陈独秀也组织“无产者社”托派组织。他们之间矛盾不断，我两边做工作，调解两派的关系，使其联合起来，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我干脆和王文元等人也成立了托派组织，出版刊物《十月》，因此，我们被称为“十月社”。1930年夏，由留苏回国的赵济等人也成立“战斗社”托派组织。当时，中国拥护托洛茨基的有四个组织。托洛茨基曾多次给我们写信，要求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后来，“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经过多次协商，于1931年5月召开四派统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我没有参加统一的会议，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与陈独秀在反对派的策略上有争议，关系搞得很不好，最后托派竟然把我开除了。
　　我去见托洛茨基之事，开始党中央不知道，后来知道后，就在《红旗》上发表了《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我三日内把会见托洛茨基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我没去报告，也没有回答。1929年底，党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可是没有通知我，我也没有看到开除我党籍的决议。后来还听说，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基曾到国际列宁学院追查过谁给我的路费。
　　另外，美国的伊罗生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事先他通过人来找我，请我给他翻译，后来我翻译了。1971年该书再版时，他在序言中还提到刘仁静曾给予的帮助等等。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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