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作者:阎明复




  5月7日,中共中央函复苏共中央3月7日的来信,驳斥苏共对中共的指责,指出苏共中央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完全是骗人的。复信中建议把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1965年)5月举行,而视两党会谈的结果再确定筹备会议召开的日期。至于国际会议,复信指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在复信的最后,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的信件,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5月7日的信件。希望苏共中央也能同我们一样,在苏联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6月20日下午,伍修权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转交来6月15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坚持要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
  7月28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信中声明决不参加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复信指出:我们坚持主张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国际会议。我们决不参加你们的分裂会议。“你们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并要26国党代表于12月15日以前到达莫斯科,任何党不来,“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如有的党不参加,会议也不再拖延。
  8月30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谴责其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复信中的立场,不参加分裂会议。
  
  周总理访苏
  探寻恢复中苏团结的途径
  
  1964年10月14日夜,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给我,说契尔沃年科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请求紧急拜会毛泽东主席。我立即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根据当时的惯例,杨尚昆决定请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接见他。当晚23点50分,我和朱瑞真乘坐的汽车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汽车几乎同时到达中联部。伍修权接见时,契尔沃年科宣读了苏共中央刚刚作出的决议:赫鲁晓夫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向苏共中央提出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赫鲁晓夫的请求,并一致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致同意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名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接着,契尔沃年科说:苏共中央要求我务必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24时前把此决议转交中共中央。现在是23时56分,我总算按时完成了任务。伍修权说:我可以替你作证,你准时完成了贵党中央交办的任务。简短的会见到此结束。送走契尔沃年科后,我立即径直返回中南海,连夜向杨尚昆汇报。
  10月底,为了探寻恢复团结的途径,首先是为了摸清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团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和乔冠华。我和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邢书纲担任翻译。行前,毛泽东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军事上有个术语叫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你们到莫斯科去,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11月5日,周恩来率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1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各国代表团。当贺龙向苏军元帅们敬酒叙旧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向贺龙挑衅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毛泽东也搞掉,这样我们就和好了!
  对此,周恩来立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周恩来要求苏方正式道歉。随后他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代表团来到中国驻苏使馆,连夜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
  11月8日,当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苏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在莫斯科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举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十分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恩来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通告,说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柯西金来华
  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6日飞往越南,10日又回到北京,11日返回莫斯科。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前往机场为柯西金送行。路上,与陈毅副总理同乘一辆车的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对陈毅说,苏联在会议的名称、内容和开会日期方面都已经作了改动,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妥协。如果再取消这个会议那就不是妥协而是投降了。陈毅回答说,如果中共去参加会议也是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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