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我参与报道安徽农村改革
作者：张广友
万里看后，要求我和吴象针对其文章内容，不点名地进行反驳。根据万里的指示，我们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万里审阅后，建议用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没想到安徽省委领导说对文章有不同看法，不同意用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也不同意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社一位领导看到这篇文章清样后，倍加赞赏。他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以你们两位署名，在我们报上发表，文责自负。你们两位，一位是‘本报特约记者吴象’，一位是‘本报记者张广友’。”（过去规定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专稿时，可以用“本报记者”）我们表示同意，并报告万里。万里说，原来我想反驳这家杂志，用不着大动干戈。现在安徽那边有不同意见，那也只好如此了。于是，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社领导的支持下，于1980年4月9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发表。
这篇文章见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对维护和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巨大推动和支持，对反对者是个有力回击。但是，争论并未到此为止，仍在继续。
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文章发表后，安徽农村情况怎么样?万里放心不下，要我和吴象到安徽农村去看看。1980年4月中旬，我们走访了江淮地区农村，发现全省农业会议以后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争论很激烈。一方面，群众根据万里在全省农业会议上讲的“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普遍要求搞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省地县一些领导坚决反对，于是在全省范围出现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安徽省委领导为此分别召开北四区和南三区地委书记会议，借传达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之机批评包产到户。
在南三区会议上，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当着我和吴象的面，不点名地批了我们写的文章。上纲之高，语言之尖刻，让我十分震惊，以致一些语言，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什么新发明创造，实际上是在搞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机会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的一些农村干部很有经验，他们虽然讲不出多少道道来，但他们的嗅觉很灵敏，用鼻子一闻，就闻出这篇文章的目的和倾向性。春耕生产大忙期间发表这么大块的文章，啥意思！”“中央两个农业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文件的核心，不能怀疑，不能动摇。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执行，这是纪律……”
若是过去，我们因为有包袱可能就退缩了。但这次我们不但没有退缩，相反是奋笔疾书，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针锋相对地写了八篇共2.2万多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日连续刊出。5月31日，邓小平在对包产到户出现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发表了重要讲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至此围绕农村改革中出现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初步告一段落，开始于安徽的包产到户，迅速遍及神州大地。
1980年冬天，我和吴象、李千峰走访皖、豫、鲁三省一些农村，连续写了五篇皖、豫、鲁农村见闻：《历史性转折》、《巨大的吸引力》、《实践的回答》、《可喜的新动向》、《实事求是的领导者》，共2.4万多字。1981年春，新华社在内参基础上公开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载后，对全国各地加速和完善农村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为农民做了件好事，
没白吃农民的饭！
历史的机遇使我有机会跟随万里参与了安徽农村初期改革的工作，作了大量系列的内部和公开报道。在“双包”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的激烈争论和实践中，我耳闻目睹了大量事实。这些报道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双包”责任制发生、发展的过程，有针对性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1982年底，河南人民出版社从我写的（包括与其他同志共同采写的）内部和公开的报道中，选出48篇，共24万字，出版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一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为此书写了《序》。他首先对出版这本书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些报道对各地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编辑出版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人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理解，而且为研究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接着，他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来的。它是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产物；是纠正‘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它一出现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联产承包制是经历了激烈争论，冲破重重阻力，逐步发展起来的。”
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安徽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开始，也是中国历史性大转折的开始。安徽的农村改革迄今已经30年了。我在安徽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我深深感到那是我近40年记者生涯中，工作最紧张，斗争最激烈，也是最痛快、最欣慰、最有意义的不平凡的两年，是我一生新闻事业中最辉煌的两年！我亲历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实践，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竭尽全力对安徽农村改革作了大量的内部和公开报道，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一些重大报道绝大部分是我亲自参加执笔采写的。两年多的时间，写了100多篇共30多万字的内部和公开报道。我为自己能够有幸参加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并在宣传报道中尽职尽责，作出了成绩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与此同时，我在参与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中，亲眼看到了广大农民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束缚，迅速改变面貌，政治上开始有了民主，经济上得到了实惠，使我受到了鼓舞，受到了教育。特别是对那些贫困落后地区，农民长期为之奋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感到由衷的高兴！
农村改革受到了广大农民由衷的热烈欢迎，把它看做是“第二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土地改革）。万里在谈到农村改革成功的意义时，概括了一句含义深刻的话：“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这算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吧”！我真正感到我为农民做了件好事，我这个记者没白吃农民的饭！
（责任编辑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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