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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刊物《探求者》沉浮记
作者：于继增
被巴金婉言拒绝后，血气方刚的青年小说家方之很是失望，说：巴金不是党员，我们别去听他。陆文夫虽然有些沮丧，但当时也没有表示什么。从上海回来，陆文夫顺便回了一趟苏州的家。他想，巴金的意见恐怕有道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南京市文联，信中说：“同人杂志，总觉得有小集团嫌疑，与提倡的集体主义思想有抵触，我想来想去，还是退出，不参加的好。”这封信救了陆文夫一条命，后来追查时，他虽然受到处分，但没有被打成“右派”。陆文夫后来说：“巴金的觉悟比我高，也许他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但不能明白表示出来。”
方之从上海回到南京后，对他的妻子说，嘿，他（巴金）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意思是他们是小青年，是党员，不怕。他们觉得巴金不参加“探求”是出于“怕”，根本没有理解这是对他们的提醒和保护。所以他们很快就尝到了苦头。
康生批示“《探求者》是反党集团”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由“整风”迅速转为全国“反右”。“探求者”（指《探求者》刊物发起者群体）在劫难逃。7月20日，江苏省作协党组召集全体“探求者”开会，要各人说清情况。 8月12日，省文联召开首次“反右”批斗大会，又召开文联委员扩大会，批判“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相继被隔离审查。不过，起初“探求者”们并不承认自己搞刊物是“反党”，只说是这做法“不合时宜”。实际上，当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为什么？》打出的信号，但出于对文学的天真和痴迷，忽略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竟不顾劝阻，依然“逆流而上”，这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此时，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具体指导江苏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在北京时他已获知江苏搞了个《探求者》，那时他就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他胸有成竹，坐镇苏州，听取汇报，揪出了“探求者”这个“右派”团体。康生说它是“有组织、有纲领、大摇大摆公开活动”。他在一个材料上批示：“江苏《探求者》这样的集团，如还不算右派反党集团，那还有谁算反党集团，谁算右派呢？”遂下令严查。
而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对“反右”并不积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还为此受到过上边批评。据时任省长的惠浴宇回忆，当时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探求者”这批成员的处理问题时，常委们都想保他们，省委宣传部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的”。于是组织上对有些人采取了“边戴帽子边摘帽子继续留在党内”的保护性做法，这是中共江苏省委在“反右”运动中的“发明”。尽管“探求者”们都做了深刻检查，但由于康生施加压力，开始了对“探求者”的公开批判。
1957年10月9日的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指出：“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江苏省的大型文学杂志《雨花》在这年的第9、10、11、12期上连续刊载多篇批判“探求者”的文章。上海的姚文元也闻风而动，他在1957年第12期的上海《文艺月报》发表《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中说：“‘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的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陆文夫不曾想，他们不辞辛苦到上海送上门的《章程》和《启事》，竟成为姚文元揭发批判“探求者”的第一手材料。这场由江苏发轫、北京推动、上海呼应的批判，连篇累牍，“探求者”一时间竟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案。
由于康生的直接干预，“探求者”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名是“取消党的领导”，“搞同人刊物”。此时的“同人刊物”已等同于“反党刊物”，不仅是“不合时宜”，而且变成了敌我性质的问题了。康生的“批示”，直接导致了批判“探求者”的升级和定性。
“探求者”的最后归宿
《探求者》从发起到被勒令检查仅有个把月的时间，其“生存期”之短令人惊讶！事实上，《探求者》作为一个“刊物”并没有出版，只能算是“胎死腹中”。然而这个“胚胎”尚未露面就已经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当时四川、北京等地的一些同人刊物也被取缔，但没有哪一个像《探求者》那样受到如此的系统批判和严重处理。这个“功劳”应当归功于坐镇江苏指挥“反右”斗争的康生。
后来陆文夫回忆说：“审查开始时首先要查清《探求者》发起的始末，谁是发起人？起初我们是好汉做事一人当，都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不讲谁先谁后。不行，一定要把首犯找出来，以便于分清主次。”时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指导员兼省文联创作室副主任的叶至诚和南京市团市委宣传部部长方之是中共党员，在一次受批判之后，两人回到宿舍都哭了，他们商量好：“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然而这只是他们的良好心愿。“车轮战”使所有“探求者”成员无一幸免。“探求者”一案由于康生动怒，最终一网打尽，难逃厄运。
至1957年12月，除叶至诚、陆文夫没戴“右派”帽子，叶至诚被留党察看和降职处分下放劳动外，其余“探求者”的成员们无一幸免地都被打成“右派”。作家曾华受迫害屈死，方之、梅汝恺送去劳改。首先想起办同人刊物的省文联专业创作员高晓声成为“主谋”，被发回原籍武进务农编筐。陆文夫降两级去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工。翻译家陈椿年降两级被发配到青海。对创办《探求者》表过态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艾煊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宜兴太华山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将这批人拉出来批斗。他们的家庭和亲人也纷纷遭殃，处境凄凉。
“探求者”们为了某些文学的“探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求者”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们的政治名誉。沉寂二十余年的高晓声、陆文夫、方之等东山再起，铁树一样开了花。他们拉动时代的引线，掷出的《陈奂生上城》、《美食家》、《内奸》等极具特色的小说在全国频频爆响，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还有的“探求者”在写作的同时担任了全国和省的作协领导、文学杂志主编等职务。如今，这些同志大都已作古，但他们当初的“探求”毕竟如火花般划过历史的天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执著精神留下令人难忘的一笔。
（责任编辑陈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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