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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研治明史始末
作者：张天社
放弃治史
1957年10月，张学良、赵一荻离开井上，再到高雄寿山要塞，寓居西子湾，“房屋宽阔，环境优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11月25日，张学良晨坐观海，忽有所悟，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晨坐观海，忽有悟到，海，不管洋船、木舟、竹筏，只要遵循它的法则，它就载，否则它就覆。天命之谓性。道、教不可离者，此中可寻出端倪。‘天道无私’，亦在此也。”
在高雄，张学良与印顺法师再续前缘，成为元亨寺的常客。在与印顺法师的交往中，张学良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张学良后来说：“我对佛教很有、相当地有研究……因为，在这里负责任的一个人（刘乙光），他是研究佛教的。我是跟他两个都学，我是对佛教也很有兴趣。所以对这个佛教的书，对台湾佛教界的名流，就是印顺（都十分了解）。那个印顺可是个了不得的人，我得尊崇他，跟他都有往来。”
由于长期的研究和思考，张学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个人感悟和见解。比如，他批评王阳明“心外无物”时说：“我认为他是唯心学。比如，王阳明他说这句话，我就根本不同意。他说，‘我看花，花在；我不看花，花不在。’我就给他说两句：‘你看花，花在；你不看花，花也在。’他是完全唯心的人。”对于知行关系的命题，他说：“我今感悟，‘知易行难’乃是指‘尊德行’内修的‘行’；‘知难行易’乃是指‘道学问’，求科学知识上的‘行’。比如使用录音机，你能知道它的用法就可以了，不必一定研究它无线电学的原理。内修的‘行’，在实行上，实在是有点难。”还有关于心性等问题的思考，张学良“不敢自认为是完全正确”，写下来“以待请教高明通儒”。
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张学良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充实起来，对于生活也充满了希望和勇气。他在日记中写到：“假如阳明先生、总理（孙中山）能多享寿数十年，他们给人类的贡献，一定比现在大得多了。所以我们为了个人的享受，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那是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以生民立命，继往开来之诚志，那么对于养生延年，亦不可忽视。”
1958年2月，张学良在台南游孔庙，随后拜谒了郑成功祠，写下吊诗两首：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上告素王去儒巾，国难家仇萃一身。
若是苍天多假寿，管教历史另翻新。
但是，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却因为宋美龄的突然造访而改变了原来的轨迹。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的住所，张毫无思想准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这是他们在台湾的第二次会面。张学良回忆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张学良并很得意地向她讲了关于对佛教的见解。但宋美龄却说：“汉聊，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宋美龄说她希望张学良也研究基督教，张就告诉她很希望读点英文，以便理解基督教义。宋美龄答应帮助他。从此，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进入尾声。
9月，张学良到台北医治眼疾，住在台北幽雅招待所。10月，蒋经国第一次前来看张。11月23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这是张蒋在台湾的第一次见面，“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寒暄之后，张请教蒋应该看些什么书。蒋介石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之后，蒋介石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1959年3月，张学良又回到了高雄西子湾。
1960年1月，宋美龄再次来到西子湾张学良的住所，决定请刚从美国卸任回来的董显光“大使”来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研读《圣经》，并引导张学良皈依基督教。2月2日，董显光偕夫人来到高雄张学良家中。2月9日，张学良开始祷告。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写道：“今晨开始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耶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从研究明史，信仰佛教，到皈依基督，仰求上帝，从中可以看出幽禁中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这年4月，张学良正式移居台北。6月5日，宋美龄吩咐董显光带领张学良到蒋宋的私人教堂士林礼拜堂做礼拜，赵一荻由董显光夫人带领到另一教堂去做礼拜。从此，张学良在宋美龄劝说下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不再信佛，也不再治史，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宣告结束。1993年3月，张学良在决定定居夏威夷时，将自己的全部藏书、眉批等捐给了台湾东海大学。其它资料，则珍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对于博览群书，埋头于明史研究的这段时光，张学良十分留恋和怀念。1989年6月，在张学良89岁生日时，他与人谈到治史时说：
我本来想写中国的动乱史，在溪口时蒋先生就送了我一本《明儒学案》，叫我看。我本想研究清史，但明清是一体，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我就托人买了一大堆明史的书来看，还拿了个大盒子做卡片，后来觉得尽信书不如无书，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比如说《明实录》，我看了觉得真差，比我这文笔不好的人还不如，后来才知清朝人把它删了，怪不得文气不顺。
1990年8月，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再次谈到他对明史的研究。他说：
我对这个时期的生活非常满足。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很不认真的学生，小时候非常顽皮。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开玩笑说：“我好像被关在什么地方读了十年书。”我在这数十年里，读了好多书，明白了好多事情。我研究过宗教，不仅是基督教，还研究佛教。我原来还学过儒教，我感谢这些学问，使我有了特别大的进步。
我本来是很喜欢历史的。我研究过明史，因为蒋总统希望我研究明史。蒋总统喜欢礼教，我也学过礼教，以前这些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要研究礼教，必须学明史，称《明儒学案》，所以我学了明史。我本来对历史感兴趣，因而热心于明史研究，收获不少。我写过很多关于明史的文章。可是后来彻底放弃了，尽管有些留恋。历史上记载的事，未必都真实，我从最初学历史时开始，一直作笔记，明史上错处不少。中国史官作的史书却有很多虚假。我研究明史时，从朝鲜史的文献中发现了关于永乐帝的资料。历史研究中竟有这种事，我若全说出来了，往后研究历史的人便会失去了乐趣。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刘绍唐说：“张学良久修明史，成绩卓著，如能成书则将裨益史学界。”但是，张学良的研究成果，却一直未能公开。
为什么张学良长期坚持研究明史，但后来又决然放弃呢？ 1981年，他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采访时说：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究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