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周炳琳和胡适的友谊
作者：张友仁
抗战岁月
1937年，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5月21日下午，他离平赴京履新，这一天胡适又上课又开会，下午五时半，还和北平各大学校校长一起赶到前门东车站为周炳琳送行。列车临时改由永定门车站开行，胡适又和蒋梦麟、樊际昌（北大课业长）等转往永定门车站送行。
6月19日，胡适来到南京，20日上午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开“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代表第一次会议”。下午，周炳琳和他谈话，晚上两人又在皇后酒店一起吃饭。胡适的东京之行因故未走成，21日动身回北平。周炳琳早起送他从南京下关坐轮渡过长江到浦口，一直送上赴北平的火车。
此前，周炳琳曾于6月6日写信给胡适，替蒋介石邀请其上庐山与蒋“畅谈”：
日前应邀到庐晤蒋，所谈颇多。……琳与蒋并有一次个别谈叙。他表示上次先生到南方，未得晤面，深以为憾；并知道先生将出席世界教育会议，甚盼行前能到庐一畅谈，意甚恳切，并谓将亲函先生邀约。此与广大会谈系两件事。唯会谈或将分三次，期间是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先生能于七月初到庐一游甚佳。
7月7日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事“谈话会”。胡适、周炳琳等均前往参加。在庐山，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谈和吃饭。胡适在日记中写道：25日，“枚荪来谈国事，正相向感慨”；27日，“与枚荪……到惠而康吃晚饭。”
7月28日，胡适下庐山，乘水上飞机到南京，住在教育部内。这时南京多次遭到敌机的袭击，有时一天多达五次。8月18日，胡适与周炳琳等同到大三元吃晚饭，饭后到后湖。胡适对此写道：
雇了一只船，荡遍湖中，月已将圆，光彩绝好。湖上只有我们一只船，荷花在月光里不很出色，湖水映着月光，凄清动人。湖中有两处插有标杆，摇船的女人说，这都是前天丢下炸弹之处。我们坐了一点多钟的船，上岸又步行了半点多钟，才离开湖上。枚荪说，我们真是苦中作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炳琳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任上，经手办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的文件，这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临时大学1938年迁往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不在时由周炳琳代理常务委员，梅贻琦离开昆明期间，由周炳琳代常委会主席。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不少人才，做出很大的贡献。
1937年9月，胡适接受蒋介石给他的任务，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到美欧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出国前，他到南京坐船赴武汉，周炳琳、吴之椿等人前来送行。晚上9时，他们送胡适一行上船。胡适到武汉后又转香港、菲律宾、檀香山到旧金山。在旧金山他写信给周炳琳，讲述此次行程和见闻。次年，胡适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
193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41周年校庆，也是胡适48岁生日，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周炳琳、赵迺抟等多位教授，还有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女士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贺信：
适之先生：今日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们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如忘不了学校的生日一样。我们刚开过纪念会就写这封信来庆祝先生的生辰。
北大41周年纪念日在昆明
胡适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历时四年，积极宣传抗战，努力争取外援，到1942年9月8日卸任。
易长风波
1945年，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重庆担任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行政院秘书，他于是年6月履新后，在给郑天挺教授的信中说：西南联大常务委员拟请（周）枚荪兄代理，北大事务拟请郑先生偏劳。蒋梦麟在任北大校长前担任南京教育部部长时曾亲手制订“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的规章，现在理应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可是，他仍想继续担任北大校长，这就遭到北大教授们的一致反对。在1945年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时，周炳琳认为既然做官不能兼任北大校长，即建议由在美国的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未到校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
1945年8月，蒋梦麟经朱家骅和傅斯年的劝说，终于同意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时傅斯年又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建议，由“枚荪代理一时”。由于周炳琳是反对蒋梦麟兼任北大校长的领头人物，他坚决拒绝代理北大校长，表示“不肯居于负责的地位”。周炳琳同汤用彤、张景钺、毛子水等四位教授联名电请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9月，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并由傅斯年在胡适回国前代理北大校长。
关于请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一事，胡适夫人江冬秀的弟弟江泽涵教授在1945年9月14日致胡适信中写道：
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回来，暂时北大敷衍过去，也未尝不可，但这只是与他最接近的少数人，多数人很痛恨战时北大敷衍（他）的不当，枚荪、孟真二位则从大道理上说，非要你来任校长不可。孟真先生我并未会见，枚荪兄说过这些话：“劝适之先生回国与劝他回国任校长，看作是同一件事，不容易分开。现在蒋校长做官了，中央研究院又有代理院长，这是适之先生任校长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的理由是：“现在是最重要的时期，只有适之先生能来改善北大，并影响全国大学，这就像以前蔡先生的时候一样，别人不能当此任。”他认为：“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重要的外国人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适之先生也无法推避，正如周鲠生先生不能不去武汉一样。”
1946年9月，胡适回到北平就任北大校长。他聘请周炳琳为北大法学院院长。法学院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的教授均由周炳琳负责聘请，并由胡适在聘书上加盖签名印章。他从国内外积极延聘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充实了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阵容。法律系有戴修瓒、燕树棠、冀贡泉、芮沐、费青、蔡枢衡、陈瑾昆、李士彤、刘志炀、汪暄等；政治系有钱端升、王铁崖、吴之椿、许德珩、吴恩裕、楼邦彦、龚祥瑞、崔书琴、张佛泉等；经济系有赵迺抟、周作仁、杨西孟、陈振汉、宋作楠、樊弘、蒋硕杰等。从1946年秋到1948年底，他们在北大密切地共事，直到胡适离北平南飞。
密友殊途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伪国大。胡适、周炳琳、许德珩等都被指定为“国大代表”。这时，周炳琳和许德珩对于这个“国大”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所以坚决拒绝参加。他们“一致声称：愿参加一个能代表各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了这样一个国大（指伪国大），会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长……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参政会上指出政治混乱之可怕，到今天似已感无可奈何”（《大公报》天津1946年11月13日）。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们前往参加，他们都拒绝了。周炳琳还不断劝说胡适也不要出席伪国大。他于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适，函中写道：
适之先生：
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先生对于现实政治之看法，琳绝对尊重——单讲校务，此时可以说尚未正式上课，事甚繁乱，局面未趋稳定。我们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先生能否考虑迟两周，俟会真能开成再去？不是杞人忧天，一年余昆明历次事件之经验已使人成了惊弓之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