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中国植物“活字典”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吴征镒认为只有在学术上做更多工作，才对得起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植被丰富、植物种类繁多的云南，无疑是他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吴征镒：到云南来专心致力于植物分类的工作，就要先过植物分类这一关。植物分类这一关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利用植物，必须首先认识植物，不认识它也就很难进一步去研究。
武素功是吴征镒的助手，有一次组织上安排吴征镒到青岛疗养。武素功回忆说：“这哪是疗养！吴先生让我把西藏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标本带去，一到疗养院，他没有会议、没有行政事务，一天到晚干得更欢了，连中午也不肯休息，我跟着他比在家里还苦呢！”就这么“疗养”了一个月，吴征镒编纂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为编写《西藏植物志》做了基础工作。
武素功：吴先生今天能够成为大家，和他治学的严谨刻苦是分不开的。那时要建立西双版纳植物园，他把云南所有的植物文献查出来，都是靠晚上的时间来做的。 段先生（吴征镒夫人）为了让他星期天休息一下，就商量说要分工做饭。到星期天的时候，段先生就在楼下喊“老吴赶紧做饭了”，他把头从楼上伸出来说：“啊，又该我做饭了？”在他的概念里是没有节假日的。他的社会工作很重，但他还是能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地钻研、学习，我觉得这是他成为大家的主要原因。
其实，对于吴征镒来说，倾注了一生心血的植物学研究不仅是他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是他继承恩师遗志、实现科技强国梦想的使命。正因为这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分配到锅炉房烧水，他仍然念念不忘科研工作。
那时，全国正兴起中草药运动，各地出版了很多关于药用植物的小册子，但由于没有科学的考证和规范的整理，植物名称和用途说明都很混乱，这极易导致药用植物的错用和乱用。此时，在锅炉房里担负烧水工作的吴征镒决定，对中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一一进行科学的考证。
于是，吴征镒一边在锅炉房烧水，一边做药用植物的科学考证工作。其间，他做了密密麻麻的四大本笔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根据这四本笔记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一、二、三册。这套书是研究中国药用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记者：“文化大革命”时期，您在锅炉旁写东西时有参考资料吗？是不是全凭记忆呢？
吴征镒：因为我多年研究本草，药用植物中真正有效的、算在历代本草里的不过两三千种，这两三千种我都能记得它们的名字、形象、产地、用途等等。
“我是随走、随记、随看，
有时候不免会绊跟头”
1978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吴征镒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最好时光，他立足云南、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植物的心愿也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吴征镒看来，植物学研究更应如此。1976年，60岁的吴征镒两次进入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1982年，66岁的他又穿越祁连山，到新疆实地考察戈壁荒漠、草原植被。1986年，70岁的他又赴黄龙寺、九寨沟、神农架等地进行野外考察。1997年，81岁的吴征镒还到台湾进行了植物考察工作。
记者：您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啊！
吴征镒：我走的路确实不少，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我基本上都到过了，还到过不少国家，如亚洲、欧洲、北美、南美的一些国家，除非洲之外，我几乎都去过了。
记者：我看过一些关于您的录像，您走路的时候到处看。
吴征镒：对，我是随走、随记、随看，有时候不免会绊跟头。有一次坐在地上，因为离地更近了，看到有两种小的腐寄生植物。腐寄生植物只有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即烂叶子里才能长出来，它是很小的。
记者：所以不摔跟头还看不见？
吴征镒：对，要不还看不见。
记者：那是很珍贵的植物吗？
吴征镒：是一个新品种，过去没有记载过的。
不论是在野外考察还是日常工作，随时随地记笔记是吴征镒多年来保持的工作习惯。在吴征镒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他多年积累的专业书籍和野外考察资料。在这里存放的笔记本，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共有86本。这86本写着密密麻麻字的笔记就是他一生学术积累的最好见证。
吕春朝（吴征镒的学术秘书）：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我陪吴先生到新疆去考察。当时我和他住在宾馆里，早上起来吃过早点后就在宾馆里散步。他把宾馆里见到的每一种植物都采一个小标本，告诉我名字，所以吴先生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他能把全中国乃至世界上主要植物的种类都装在他的脑海里，靠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
根据国际权威的检索数据，截止到2005年，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58个。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这也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武素功：吴先生在野外考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坐在汽车上可以记笔记，而且他的小字写得清清楚楚。不管汽车怎么颠簸，他拿个本子就可以记笔记。所以，他的野外笔记回来整理一下就很好地记录了一路考察的植物。
除了《中国植物志》之外，从1998年到现在10年间，吴征镒推掉一切行政事务，完成了43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他提出的“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观点，为世界植物区系的分区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征镒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植物学界的认可。1983年，他被美国植物学会选为终身外籍会员。1999年他获得被誉为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考斯莫斯国际奖”，是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记者：您对世界植物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明确了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发展史上的位置。
吴征镒：对。大体上我认为中国植物是古北大陆里面最典型、最全面、最古老的植物。特别是中国东南部，就是从东北起一直到云南，这一大块是古北大陆里植物发展的核心地区。很多在国外都是化石的古植物，比如像1948年发现的水杉、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银杉等古老的松柏类植物，在中国还有，这就是所谓活化石，这些活化石在中国保留得最多。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中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植物种类及分布已经基本弄清，下一步是如何保护和利用植物。为了合理利用植物资源， 1999年吴征镒提出建立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护濒危种质资源的建议。
李德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这种丧失比生物进化史和地质历史已经发生的状况还要快，有的科学家说要快上千倍。吴先生来昆明的时候是1958年，其实他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就在昆明采过标本。他跟我们讲，当时在黑龙潭附近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现在根本看不见了。所以吴先生1999年就看到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抢救性地保护这些资源，同时提出下一步的经济竞争可能是生物经济的竞争，而生物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资源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