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历久弥新的记忆
作者：薄小莹
“发掘时蹲着，你有过腿病，是否会复发，爸爸很担心。你要好好注意，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劳逸结合，同时要吃得好些，买点酒，买点有营养的东西吃吃，非常非常必要。这一点你不要固执，多花些钱，完全可以，爸爸负责，我命令你一月多花20－30元。如手中无钱暂时先借上，把寄钱的地址告我，立即给你寄去。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时说：一个人要能做出大事业来，不但要有能力而且要有精力。孩子！为了把身体搞好，决不要太吝啬了。”
“不要逞强，否则会把身体搞坏，花钱买点吃的玩的，也不要太吝啬（我说的是太克己），爸爸有不少剩余，花吧！不要只限于你拿的（挣的），过得要愉快舒适。”
爸爸希望我能豁达开朗，多交朋友：“五儿！你感到‘孤家寡人’，人家纷纷写信，三天就得到亲人的信，有这个感触是应该的，好的。赶快改正吧！虽然你说这已成习惯了，也要改。爸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惦记你。你为什么不可以洒脱些，结识几个可以结识的朋友呢！爸爸出来后，忙于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帮助你，感到失误、歉疚，现在也到切实纠正的时候了。”
我的性格有些孤僻、消极，爸爸总是激励我，他曾劝诫我：“人不能沉溺于一种情绪中，尤其是消极的情绪。”还给我题写了一副字：“养数种花，探春秋消息；蓄一池水，窥天地盈虚——书给我儿小莹琢磨。”
1981年我毕业实习到新疆，按教学计划还去了敦煌、西安。回到北京已是年底，距1982年研究生考试没有多长时间了，因此我放弃了。回到家里，我对爸爸辩解说：“不打无准备之战！”爸爸却立刻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感到自己确实缺乏那种知难而上、勇于进取的劲头，后来不敢怠慢，第二年通过了研究生考试。
爸爸很在意天伦之乐，上班、开会前习惯给我们留个便条：
“孩子们！我开会去了（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赶六时前回来，共进晚餐！你们的爸爸即”
“小五：我在办公室看些东西。现在已是四时了。四时半有人来看我。如坌坌、小七（熙宁的小名）在，他们可在家吃饭，之后共同散步。特告！爸爸即”
“爸爸勤政殿开会去了，午饭不在家吃，十二时半即可回来同你们散步。”
……
爸爸对孙儿孙女及外孙女也是疼爱有加，常常很有兴致地和他们聊天，甚至和他们一起游戏。为了拢住这些孙儿们，爸爸长年备有糖果，随时分发，鼓励他们常来看看爷爷。大姐（薄西莹）夫妇到非洲任职期间，他们的女儿豆豆就一直放在爸爸身边，为此老人家也操了不少心。爸爸曾对我说：“十几岁是个关键时期，特别需要父母关心、教育。”老人家每天都要询问豆豆是否按时回来了，并有空就去看她是否在老老实实地做作业。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很少甚至没有对我们说过重话，更没有骂过。如果对我们有不满的地方，他也是循循善诱，一般用反问，或直接说出自己的看法，让我们领悟，而不是简单的责备。虽然爸爸非常慈祥、幽默，但老人家又是认真、严肃的，有时老人家也会用沉默来表示他的生气，使我们不敢放任，这也许就是古人说的“不言而教”、“不怒而威”吧。
爸爸重新工作后，给他介绍老伴的人始终没有断过，然而老人家踽踽独行了40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老人家对含冤而去的妈妈难以忘怀；另一方面也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拖累了爸爸。爸爸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很少提及，而似乎对子女总有一份亏欠。爸爸的恩情我们未能报答万一，这是我们一辈子的遗憾！
“要努力学习，用些心思，做些笔记”
爸爸最常给我们题的词是“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他的一生也正是手不释卷，上下求索的。正月初五是爸爸的生日，老人家一般要召集子女“训话”，有时还事先写出一个提纲。每次的讲话都离不开学习这个题目。爸爸告诫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人若不持之以恒地学习，不断地了解新事物，接受新东西，就会死亡，不是肉体死亡，而是人的精神就完了，没有发言权了！”
爸爸从小就爱书、爱读书。爷爷除种地外还与人合伙造纸，常常收来旧书、废纸，他从中挑选喜爱的图书留下阅读，日积月累，据爸爸回忆，截至遭到通缉离家去京津地区时，所积之书垒起来已有2米见方，3米高。因当时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曾到过家中搜捕，爷爷怕这些书是“违禁”的，全都拿去造了纸，其实都是些“经史子集”类的书，爸爸在上面做了不少的批注，可惜毁了。爸爸说那时他喜欢读《孟子》，还有《老子》、《庄子》，上高小的时候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达生”。爸爸告诉我们说：上初小时，他在班上并不是学得最好的，高小第一年考试才考了第45名，但经过3年，到了毕业时考了第1名。爸爸认为，有些人当时学得很好，但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不知道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结果后来就落后了。后来到了太原国民师范，爸爸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和《独秀演讲录》、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书籍。爸爸还记得当年《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文言文，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985年中顾委组织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座谈会，邀请北大、清华、人大等16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包括本科和研究生）100余人参加。会议一开始，老人家就说：“召开这次会，不是叫你们来唱颂歌的，是听你们意见的，不要念稿子，敢讲真心话的来一个！”会开得生动活泼，80位同学自由发言，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有的学生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也有学生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老人家一一回应，侃侃而谈，大多数同学因此而心服气顺。当时我正在北大读研究生，听到学校广播里播放学生代表谈座谈会，听他们兴奋的话语，显然座谈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我急于想知道详情，回家后就去问爸爸，老人家饶有兴致给我讲了座谈过程，言语之间，对学生的热情充满理解和喜爱，他说：“虽然有人认为这样的座谈把学生捧得太高了，但我们当年也就是这个年龄，也像他们一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青年可是国家的未来。”座谈会开了4天半，几乎每次会议中间休息和结束时，老人家都无法按时离开会场，被学生们团团围住，学生们要求签名、题字留念，还问父亲：“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爸爸回答：“我只上了国民师范，比你们的学历差远了。但我也上了个大学，我上的大学可安静了，可以专心致志，那就是在监狱。”
爸爸说自己上的学不多，底子薄，靠的就是奋斗！自我培养！说他这辈子主要是在班房里读书学习的，尤其是在草岚子监狱，收益甚大：那时读书很不易，常被人搜去，是经过斗争，又想了不少办法才争取到的。回想起来，大约看了300部左右的书，其中精读的有30部左右。除马列经典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还有李达的《现代世界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历史、哲学、经济学书籍。他们还辗转托人从六国饭店里的书报流通社买来俄文、法文书刊，如俄文刊物《布尔什维克》、法文刊物《国际通讯》，上面常有连载的马列原著，由懂外文的难友翻译，边译边传阅，最后销毁，有的比狱外翻译得还早。爸爸认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狱中不仅读书，而且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比如对如何看待“上海抗战”、“福建人民政府”的问题就进行了激烈地辩论，爸爸他们一派的意见恰与中央瓦窑堡会议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召开，也还没能看到相关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