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春天的序曲

作者:周 明




  
  采访陈景润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数学家请教。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说:“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徐迟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徐迟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有天,徐迟在食堂吃饭,有位女同志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的杨乐、张广厚多好啊。” 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人也不少。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化大革命”中陈景润被毒打滚下楼来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陈景润原本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这时候打开心扉,同徐迟说了很多心里话。
  
  但是我们唯独没有看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为此,我们一再向李尚杰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李尚杰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有一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李尚杰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尚杰有急事。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
  徐迟通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索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终于完成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和他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来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把稿子改好以后,我送交给了张光年。他看了以后连声说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颠覆了以往报告文学以工农兵为主角、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的做法。它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科学的春天
  
  《歌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党政军领导干部不管是喜欢文学的还是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有人格外喜欢文中第六节对“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有的人甚至能够背诵出来。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作出,而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说了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叫我怎么办呢!”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作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
  其中,还有些信是—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他,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了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说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在一片赞誉之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文章认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在大会上,邓小平说:
  
  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和科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思想解放的冲击波开始震撼人们的心灵。
  (责任编辑汪文庆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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