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以色列首富

作者:王 名



局势和经济状况都在失控的边缘。谢里在这一年损失了9000万美元,虽然她旗下的哈波阿利姆银行依旧有相当的盈利,但她并不满足于这些。她试图通过裁员900人的举动挽回损失。这引起了以色列最大的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尽管谢里向被解雇的员工支付了丰厚的遣散费,并随后又恢复了107名工人的工作,银行刚盈利却大幅裁员的举动遭受了激烈的批评。工会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公共汽车站张贴了1600多张海报,上面写着“900个家庭在哭泣,谢里·阿里森却在大笑”。虽然,在她施压后这些海报在第二天就撤了下去,但她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同一天,谢里在酒吧里开怀大笑地喝啤酒,以及被辞员工痛哭的照片被并列放在许多报纸次日的头版上。谢里的形象从慈善家变成了冷酷的资本家。这在整个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以色列的记者无孔不入,职业素养和闻名世界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开始寻找那些有关她的新闻,而所寻找到的各种难辨是非、难证真伪的新闻,就像垃圾一样被倾泻到谢里身上。
  她的不幸福的婚姻成为了另外一个饱受品评的话题。
  谢里离过两次婚,2003年5月又嫁给了一位名叫奥法尔·格雷泽的花花公子。谢里与格雷泽的婚姻从一开始便受到媒体的热切关注,他们的婚礼庆典由于请了一名德裔犹太人作表演而成为城中讨论的热门话题。婚后不久,格雷泽就惹上了一连串性丑闻。这位有着花花公子做派的特拉维夫商人的这种出场办法让希伯来媒体开始大做文章,其本人也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性骚扰调查。虽然这些性丑闻最终都是不了了之,但以色列的媒体从一开始就大肆报道和渲染,让谢里一家难堪不已。
  谢里绝望了。她在2003年9月选择离开特拉维夫,回到她的天堂迈阿密,并在那里一掷千金买下了5900万美元的豪宅。同时,她还把公司总部移师迈阿密,并宣布停止所有在以色列国内的慈善捐款或基金拨款。
  从美国迁回以色列的犹太人很少有再返回美国定居的。谢里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的愤然离去更加惹人注目。在以色列,上至总统下至学者、报纸主编都纷纷把谢里的行为与爱国精神联系起来,仿佛她的离开就是对国家不忠的叛逃。以色列国内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让谢里即使到了美国仍然需要继续忍受来自以色列媒体的舆论压力。以色列总统卡察夫都公开评论说,他毫不在意谢里停止基金捐款所带来的损失,但是他认为谢里的举动为犹太人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我希望所有的犹太人都留在以色列,但谢里·阿里森的决定却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色列人对他们的首富似乎没有表现出一点留恋,而是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这位财富精英的蔑视,他们说:“谢里·阿里森只要离开以色列,就不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首富。”
  争议还远不止这些。谢里离开以色列时,悄无声息地将她与第二任丈夫的儿子带往佛罗里达。2002年5月与谢里离婚的迈克尔·多斯曼立即以绑架罪控告谢里。这桩拖沓的绑架官司最终以谢里将儿子带回以色列送还给前夫告终。谢里重返美国期间,出售了她持有的部分嘉年华集团的股票。以色列的税务部门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走而忘记向她征收所得税。谢里逃税3000万美元的丑闻又被以色列的媒体炒热了。
  谢里陷于百口莫辩的麻烦和官司当中。她一再要求媒体给予起码的尊重,但收到的回应都是以色列舆论的讥讽甚至谩骂。
  只有《耶路撒冷邮报》为谢里辩护,认为她也是一名普通公民,有权离开以色列去另一个国家生活。“谢里·阿里森如此有钱,她本来可以拥有许多人可望不可即的生活,但她选择了回国,而且带着美好的愿望。如今她却怀着被抛弃、嘲笑和诽谤的感觉黯然地离开了以色列。这些不公平的对待都是我们的社会和媒体强加给她的。此外,爱国精神也不应该如此狭隘,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如果谢里·阿里森认为她的事业更适合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以色列开展的话,她就应该离开。”
  在美国,同样有媒体开始嘲弄谢里。迈阿密一家媒体挖苦谢里说:“我想奉劝谢里·阿里森一句,为什么你在公共场合出现时总是这么蓬头乱衣的样子?为什么不舍得花点钱去理个发和买件合体一点的衣服呢……”
  2004年6月,谢里发表声明表示,离开以色列的一段时间里,她感到她最喜欢的还是以色列,她愿意返回以色列生活,与以色列的税务部门达成妥协,并继续阿里森家族的慈善捐助。但以色列的媒体却一点也不合作,除了进行简单报道外,他们似乎失去了对她的所有兴趣——他们已经不再认为她是这个国家的首富了。而对于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人,谁又会有兴趣去投入关注呢?
  
  祖国会谅解她吗?
  
  对于谢里而言,也许财富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是祖国的谅解。
  谢里显然更在意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看法。在世界上,犹太人对于财富的态度是如此鲜明,而对于1800年前的祖国的迫切和归属感又是如此的强烈。但谢里却选择了和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群渴望回归、对祖国拥有巨大热情的人进行互相的惩罚。她在无意间伤害了众多以色列犹太人的感情后,现在,她又如何从这两个方面去缝补已经出现的巨大而深刻的伤痕?更何况,在用了仅仅20年的时间就摆脱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等问题而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之后,以色列对于富豪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毕竟她不认为一个超级富豪可以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
  “我宁可政治自杀,也不愿得罪以色列。”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这样讥讽自己因为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举动后遭遇的尴尬。现在,强硬的以色列和她的媒体们会原谅这个被财富宠坏的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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