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晋商曾经的财富故事
作者：欣 朗
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一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又将锋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乱的贵族噶尔丹。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原内地的掠夺和侵扰做出反应。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选择了山西作为进兵的起点。
山西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论是大唐的都城长安，还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难怪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都把山西作为互相军事攻击时最直接的通道。时空转换，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和平时期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屡次征战，西北地区终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国家大局的稳定，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条件。同时一个面积广阔的市场，向晋商敞开了大门。
他们深入新疆蒙古地区，把当地农牧民所需要的商品，从内地运进去，把当地的农牧民所需要销售的商品，从当地把它运出来，并且把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以至医药，都带到了西北地区。
就是他们通过像食盐这样的一些专门物资，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垄断经营等，来获得他们在明清迅速成长的契机。另一方面，可以说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晋商能够抓住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
为此，他开办了这家叫“日升昌”的特殊商号。“日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货款和汇款这些业务，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
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三十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它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它们统称为“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分布全国各地，他们贩运货物开始往往都是运送现银，那么山西商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创办了账局、票号，解决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难，也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
“日升昌”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里边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的普遍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如是既无长途运送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得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票号这种商品运作，进入到资本运作，或者商品运作跟资本运作相结合，这个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应该是必然的一步，那么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开始进入中国。我们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呀，所以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那么对整个经济的发展的作用，现在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很可惜，后来因为外国银行进来，把我们的挤掉，加上我们晋商的经济负担、战乱、税赋特别严重后，造成破产。
今天，当我们穿行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时，您也许很难想象这些灰色的砖墙、厚实的木门后面，发生过的一些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很难想象一些曾经名满天下的票号总部就设在这些古老的院落之中。
一百多年以前，票号商人就坐在这些厅堂之上，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他们的举手投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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