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黑白钱勇夫
作者：央 二
11个月后的一个深夜，睡梦中的钱勇夫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很多警察一下子冲进了他的房间，手铐、脚镣什么的就给他带走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封匿名举报信，把钱勇夫和他的同伴指控为贪污犯。“中国的高仓健”，真的成了“高仓健”。钱勇夫说：“我当时是一个明星啊，几分钟之后就成了阶下囚。当我被推到牢房的时候，真的，这种反差让我真的接受不了。”
其实熟悉钱勇夫的人都知道钱勇夫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做，就做最好的。大概正是这种价值观使他在这件事上狠狠地摔了一个大跟头。因为他忽略了一点：这种做法在当时太超前了，而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又太弱，新鲜的事物有人根本接受不了。所以在这次活动结束九个月后，“总指挥”和另外两个副总指挥全部被带上了手铐，尽管22个月后，他们被无罪释放，但还是有人不理解。
边读边悟：
其实当时的百花奖案件过了一年以后，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钱勇夫的案件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冤案，最后肯定会得到解决，只是关押的时间长短问题。可是在那种条件下，在监狱里度过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个月都是非常艰难的。对于受了委屈的钱勇夫来说，22个月的冤狱生活，让他刻骨铭心地品尝了人世间最原始的善恶冷暖。
在狱里，他曾被牢头狱霸多次暴打，后来他甚至以撞墙、绝食相抗争。回忆这段的时候，钱勇夫没有任何表情：“我记得在里头关着的时候，因为就在北京市，当除夕之夜，所有的人犯都哭，当时可以说我已经是牢头狱霸了，我就大喊一声，谁哭就打谁。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种亲情的压抑，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的。想想我从一个有名气的电影演员沦落到阶下囚的地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心痛的?13平方米的房子最多的时候关33个人，杀人犯，强奸犯，小偷，一大堆。反差、委屈、耻辱，向我排山倒海地袭来。我当时都感到非常绝望，唯有以死来抗争!”于是，有了他以后一连三次的自杀事件……自杀未遂，钱勇夫忽然就想到了妻子和儿子：“死亡其实是一种懦弱，既然自己是无辜的，就应该好好地活着，用活着去抗争。”
从自杀未遂到预防自杀行动大使
这还真应了那一句老话：士可杀不可辱，钱勇夫大概也就奔着这句话去了。回忆这一段的时候，钱勇夫举起了自己的手：“比如我这个手指头，因为不见阳光嘛，将近两年的时间，我的手指头都烂了，都露着骨头，在里面有一些极其震撼性的事情，也有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些肉体上的痛苦，心灵上的痛苦。”
虽然说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但钱勇夫却怎么也想不通：本来是一件大好事，怎么会成了这样?他在监狱里呆了22个月，每天只能从监狱的小窗看到杨树的一个尖，看它从枝繁叶茂到枝叶凋零的变化，这让当年已经43岁的钱勇夫感到度日如年，他绝望了。于是钱勇夫一头往墙上撞去，立刻昏了过去，被抢救半天才醒过来。但是这次自杀未遂并没有激活钱勇夫求生的本能。已经麻痹的神经让钱勇夫实施了第二次的自杀。原因是钱勇夫的大拇指破了一个小口，受到感染后，就一直烂了下去，最后都见到骨头，而屁股上也是一片烂青。于是他又有了牢房里的第二次自杀，又被救过来后，钱勇夫还是没有一点求生的欲望。于是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自杀。钱勇夫分析自己的第三次自杀，是因为生理和心理已经达到了崩溃边缘而造成的。
第三次自杀醒来后，钱勇夫忽然就想到家人和儿子，于是他就十分后悔。因为死亡其实是一种懦弱，应该用活着去抗争，死了既对不起妻子也对不起儿子。既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那就要好好活着，这样才能看到希望，看到最后的胜利。“遇到大起大落、大灾大难，才是真正考验人生态度的时机。”钱勇夫感慨地说。
其实狱中的人难过，外面的人也不好过。钱勇夫的夫人纪烈臻回忆当年的事情时说：“我不愿意再回首这一段事情，讲心里话，就是报纸上或者是刊物上只要讲这段我根本就不看，真的。我真是不愿意再提起它。“其实在纪烈臻这么做的同时，还有一个人也在这么默默地做着，就是钱勇夫的岳父。他甚至直到现在还不看当年报道了这一案件的那家报纸。
这段日子让钱勇夫感到对不起家里人，更对不起儿子，因为在儿子成长的关键的时候他爸爸并不在他的身边。于是在钱勇夫三次自杀未遂后，突然产生了一种要活下去的强烈愿望。他开始学习狱中的生活技巧。每次提审，他都偷偷的在里头做一些违反监规的事情。比如抽烟，当时的情况是没法抽烟的，于是钱勇夫只好在提审的时候，在鞋底抹上肥皂。回来的时候，鞋底就会粘上烟头，回到牢房就偷偷地抽一口。
22个月的审查后，钱勇夫终于被释放回家了。而如今，三次自杀未遂的钱勇夫是中国防止自杀的形象大使。更加忙碌的他，时常以“心静无尘”四个字来警示自己。
说起预防自杀形象大使来，还是源于一件事情。当年台湾艺人万沙浪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于是钱勇夫约见京城记者，呼吁建立演艺圈弱势艺人的援助体系，以帮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厌世的艺人们。钱勇夫说：“台湾艺人万沙浪的自杀事件对我触动很深，这是一个被社会所忽视的群体，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三次自杀。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我才出任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中国预防自杀形象大使。我今天站在这里说这些话，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关注这些弱势群体。”
钱勇夫透露：“很多艺人从一线退下来之后，甚至正常的生活都出现了危机，有些过去的大牌演员如今要扮演一些小角色混点微薄的出场费度日。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我刚刚从看守所里重获自由之后不久，我们一帮老艺术家到山东参加一个活动，最后主办方给每个人象征性地发了几百元钱的出场费。当我把这几百元钱发给老演员李仁堂的时候，他显得很激动。因为当时已经很少有人请他扮演角色了，人们几乎已经快要把这位曾经的大艺术家给遗忘了。这个细节给我触动很大，从那以后我便有了退出娱乐圈的想法。”
边读边悟：
除此之外，钱勇夫还认为：前些年自杀的艺人谢津、张国荣到万沙浪，可以证明很多艺人都存在着不正常的心理。因此，他呼吁全社会应该对这种现象高度重视，尤其是对于演艺圈中那些弱势艺人群体建立必要的援助体系，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特别是心理上的扶助。
同时，钱勇夫还提到了前不久的“王伯昭事件”：“如今中国的演员多是‘个体户’，缺少一个固定的哪怕是一个民间自发的组织。如果当时王伯昭有了这样一个机构，那么事出之后打官司、处理事件就不会那么孤立无助。”
如今的钱勇夫既是一名演员，也是一位商人，同时兼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形象大使”，这一切都和他传奇的人生经历颇有关系。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钱勇夫说：“我这一辈子经历了风风雨雨，我的喜悦、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