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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徘徊于新与旧之间的张之洞
作者：曾纪鑫
1898年5月，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抛出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的《劝学篇》，一面上星光绪皇帝，一面在《湘学报》上连载，公开表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分道扬镳的鲜明态度。这既是一项自保之术，也是张之洞出乎本心的一种作为，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然出于谋略机诈、工于心计与首鼠两端。
《劝学篇》一出，立即得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高度肯定与重视，“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在清廷的大力推导下，《劝学篇》不胫而走，十日内三易其版，前后印行多达二百余万册，后又译成英文、法文在海外出版，一时间风行海内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风云激荡，社会剧变，人才辈出，但能够真正做到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的，唯有曾国藩与张之洞两人而已。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轺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等书中。仅就思想理论而言，张之洞较之曾国藩，要显得更为独到，更加系统，特别是晚期的《劝学篇》，可视为他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之总结。对于这样一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重量级作品，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与介绍。
张之洞贯穿《劝学篇》之始终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这一主张并非张之洞首倡，早期维新人士冯桂芬于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也不是最早的实践者，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开创大规模学习西方之先声；然而，他却是“中体西用”的理论总结者与力行实践者。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人超乎张之洞之上。因此，后人只要提及“中体西用”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张之洞。
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因此，“中体西用”一方面抨击守旧派抱残守缺，顽冥不化，不知变通；另一方面也指责维新派菲薄名教，一味求新求奇，不知守固之本。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学习西方，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相比，实有所推进与发展，除技艺、器物层面外，他主张采纳若干“西政”。但他提倡的“西政”，并非西方民主政治，而是与近代工业相关的社会设施。他在《劝学篇·外篇》中对西政、西艺作出明确界定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基于这种划分，张之洞的“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之举措，也仅只停留在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十一条。
哪怕这些经张之洞认可而亟需采用的“西法”，一旦施行开来，他也担心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层面，有损孔孟之道。于是，他在《劝学篇》中再三强调，要“保国、保教、保种”。“保种”，即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值得大力提倡；而所谓的“保国”，则是保大清，稳固满清王满的统治地位，不使之动摇崩溃；“保教”，更是维护儒家孔教的至尊地位，奉“三纲五常”为圣道，“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极力排斥诸子百家，排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张之洞眼里的中学，只有儒家思想，并且局限于董仲舒以降的天道——三纲——君主制；而他理解的西学，仅包括他所理解的西政、西艺及西史(西方国家历史)三个部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其实质就是在封建专制皇权的框架与体制内，将儒家学说的一个支流视为中华文明全体，引用西方的物质器械、实用技术，作些修修补补的变革。
严复曾一针见血地批驳“中体西用”论将“体”与“用”割裂开来的荒谬性：“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而康梁新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学。梁启超在痛斥《劝学篇》时认为此书“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一百多年来，表面合理、实则荒谬的“中体西用”说一旦遇到相宜的时机，就会重新“浮出水面”，时至今日，仍有着一定的“市场”。
犹如一个裹着沉重头盔铠甲的赢弱病残之躯，竟误将盔甲视为万能之宝，以为可以抵挡刀箭枪炮的攻击，可以防止各种病菌的侵袭，可以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殊不知，正是这身沉重的头盔与陈旧的铠甲，束缚了病体的痊愈，阻碍了前行的步伐。
以署理山西巡抚为标志，张之洞逐渐抛弃清流派的务虚空谈，过渡为地地道道的洋务派。但是，长达6年之久的清流生涯，已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到关键时刻，其“清派”本色就会显露而出。比如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张之洞不顾敌富我贫、敌强我弱的事实，一意主战，因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发言”，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引导着相当大一部分官员、百姓的激昂情绪。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现实的日益了解，张之洞的思想，这才起了彻底性的转变。
戊戌政变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担心西人干涉，逼她归政于光绪，竟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向西方八大强国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赴京勤王。此时的张之洞，不禁十分矛盾而痛苦，疲弱的中国与其中的任何一国开战都无获胜希望，更何况要与英、俄、日、德、俄等八国联军同时开战?此举无疑于以卵击石。此时的张之洞，再也不敢顺风响应，高喊抗战了。而对有恩于己的慈禧太后，哪怕心有不满，或极不情愿，他也不便，或者说不敢违逆。比如戊戌政变时慈禧废帝立储，张之洞明知不妥，先是沉默以对，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鼓动下，决定联合上疏抗争。可折子发出不久，张之洞就开始后悔了，赶紧派人追回奏章。
就理智而言，此次他应该抗旨不遵，而感情上又难以决断，他担心别人指责他对朝廷不忠，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于已。但李鸿章最早发出的抗疏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鼓舞了他，同时极力揣摩慈禧心态，觉得她出此下策，只是出于一时激愤的“妇人之见”，等到局面难以收拾之时，肯定要作出反悔之举。思虑再三，张之洞一方面以“沿江沿海，会匪本多”，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为由按兵不动；一方面派兵保护教堂与洋人；又与刘坤一共同发起“东南互保”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