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一个人的战争

作者:张宏杰



“于1756年9月(乾隆二十一年秋)写信给库伦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说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贫困,对蒙古人他将因功赏赐”(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
  乾隆明白仅仅一封信是远远不够的,他又通过小时候在一起读书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终于安抚住了喀尔喀蒙古人,镇压了青卜杂衮起义,解除了后顾之忧。
  吸取了这次教训,乾隆痛定思痛,改变了作战方式,首先调集大批粮食运至前线,巴里坤、哈密贮粮11万石,足够大军三四年之用。然后于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第三次进兵。
  这一次,他终于顺利摘取了最终成果。经过连年战争和饥荒,准部蒙古人已经穷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无战斗力。清军所到之处,都能迅速取胜。阿睦尔撒纳日暮途穷,逃入俄罗斯境内,后来病死异国。
  这场战争胜利的最终意义非同一般。大清开国以来,准噶尔汗国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窥视着内地的安全,让连续几代清朝最高统治者寝食不安。如今,大清最强大的敌对势力被彻底消灭,大清国可谓是高枕无忧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来。战争形势几起几落,让他从大喜到大悲,数度煎熬。本来,在他的计划中,这场战争只需要数月时间、数百万两军费。但没想到,战争最终拖了三年,中间还出现了平定喀尔喀蒙古叛乱这个插曲;军费最终高达数千万两;多名大将折损。
  向臣民许诺的迅速成功演变成一场惨胜,乾隆有些恼羞成怒。而战争过程中准噶尔部蒙古人表现出的强悍倔强,也令乾隆心生后怕。
  在准噶尔四部中,只有杜尔伯特部自投降之后,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从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屡降屡叛,让乾隆吃尽苦头。如何对付这个民族,让乾隆费尽心思,仅仅“分而治之”似乎难以彻底削弱这支蒙古人的力量。他十分担心数十年后,准噶尔部蒙古人“春风吹又生”,重新成为大清的敌人。
  深思熟虑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对准噶尔部蒙古人,除了杜尔伯特部外,“总以严行剿杀为要”。
  这实际上是一道种族灭绝令。
  
  七
  
  其实,在整个平准战争中,残酷一直是主旋律。
  因为“因粮于敌”的策略,在进军过程中,清军一直以抢劫作为补充军粮的唯一手段。那些被抢走了牲畜的准噶尔蒙古人后来大多死于饥饿。准噶尔人一开始以为清军是自己的救星,及至发现他们其实是强盗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反抗清军,对他们展开袭击。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时,清军已经开始大肆屠杀平民,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众,一律杀掉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励。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一日,清军参赞大臣哈达哈向皇帝奏报:清军来到济尔玛台地方时,遇到厄鲁特的一位部落首领敦多克带领几名亲信前来投降。清军认为他们形迹可疑,不敢断定是否真降,遂将敦多克等人“俱行诛戮”,随后又带领大军来到这个部落的游牧地,把毫无准备的1700户牧民“悉行剿灭”。
  乾隆皇帝收到这个奏报后,认为哈达哈“奋勇可嘉”,将他授为领侍卫内大臣。
  在下达大屠杀命令前,乾隆已经多次导演过整部落的灭绝事件。
  阿睦尔撒纳叛变后,乾隆分别任命了新的准噶尔四部汗王。二十一年十月,乾隆获悉辉特部的汗王巴雅尔追随阿睦尔撒纳复叛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灭辉特部,对和硕特部汗王沙克都尔曼济,也密谕清朝将军“倘稍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
  沙克都尔曼济在平准战争中率先投降了清朝,被封为“和硕特汗”后坚决效忠清政府。叛乱四起时,他拒绝附从叛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余户离开故土投奔内地,来到清军驻地附近,“依巴里坤(清西路大军军营)近城以居”。清朝将军雅尔哈善见皇帝猜疑心重,抱定“宁左勿右”的宗旨,尽管沙克都尔曼济毫无叛意,但仍然设计剿杀。
  对于这次屠杀,雅尔哈善很动了一番脑筋。他从自己的军队中精选了500人,假装出兵他处,路过和硕特部的住地借宿。沙克都尔曼济见是天朝大军来到,极表欢迎,腾出了最好的几十顶帐篷给这些清兵住。尽管自己部落少粮,仍然“屠羊以待”,把仅存的几十只羊都杀掉了,拿出积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好客的蒙古首领们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等到半夜时分,清军“以笳为令,袭其卧庐”,一声令下,对沉睡中的蒙古人发起突袭,“尽歼全部四千余人”。
  情况汇报上来,乾隆帝夸奖雅尔哈善“办理甚属奋往”,著交部“照军功议叙”。雅尔哈善第二年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后来又被封为一等伯。
  如果说这些屠杀尚带有偶然性的话,在第三次平准战争中,屠杀则演变成了一场周密的部署。在第三次平准战争中,皇帝明确谕示:“厄鲁特人等反复无常,实为覆载所不容”,“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赢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前此两次进兵,皆不免过于姑容,今若仍照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前事可为明鉴”。
  此战中,清军负有两项任务:一项是追踪阿睦尔撒纳,另一项就是捕杀准噶尔蒙古人。
  在皇帝的导演下,一场惨绝人寰的惨剧在西部草原拉开了帷幕。
  因为阿睦尔撒纳归属准噶尔四部中的辉特部,所以清军首先着重处理的是辉特部人。乾隆于二十二年三月下达命令,如果发现了辉特部人,“如稍有可疑,应即先行剿灭,其他赏给索伦官为奴”。还命令将驻在塔密尔的辉特部人,“丁壮人等,悉行诛灭,其妇女的分赏喀尔喀”。事实上,对那些并不可疑的辉特部人,乾隆也不放过。比如迁到了扎克赛的辉特部人,并未参与叛乱,但乾隆仍下令将其全部剿杀。
  对于其他部落的游牧民,清军也不放过。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清将军成衮札布、兆惠等率兵7000人,从巴里坤起程,此次出兵的目的是剿灭厄鲁特蒙古人。因为蒙古游牧民都沿河而居,所以他们的捕杀也沿河进行。
  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衮札布在奏报中,汇报了自己带人捕杀蒙古人的情形,他说:“在图尔根河,剿杀一百余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杀塔里雅图河口贼百余人,察克玛河口贼四十余人”,“于济尔哈朗河剿杀厄鲁特七户四十人,于博多美和哆剿杀克鲁特一百五十余人”,“搜取绰和尔所种地亩,剿杀玛哈沁三百余人。”从这些汇报中可知,清军剿杀的是分散居住在各条河流边的厄鲁特牧民和农民,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叛乱部队。
  直至乾隆二十三年,厄鲁特部余众都逃入了山谷丛林中,乾隆还命人搜捕,以求斩尽杀绝。《啸亭杂录》中载,清军将领二人分别从博罗布尔、赛里木两地向中间的伊犁地区合围,中间数百里地方,不管是山谷还是林区,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无遗”。当时,散居的厄鲁特蒙古人“虽一部有数十百户”,但没有敢抵抗者。清军“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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