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江充真的是“大奸”之人吗
作者：李国权 张家清
另一起事件是对戾太子的制裁。
有一次，江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官，遇见戾太子家人乘车马行于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由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大为惶恐，派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以免被皇帝知道。但是，江充却并不理会，如实上奏。汉武帝对江充此举极赞赏，认为“人臣当如是矣”。
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巅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
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有充分的了解。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的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透了汉武帝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长公主作为武帝的姑母、岳母，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因容貌衰减，过分骄妒，更由于没有生下儿子，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被幽禁于长门宫中。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就曾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皇后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使人潸然泪下。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传统宗法关系的约束和昔日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长公主年老而内行不修，五十多岁了，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找了一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做面首，声威已一落千丈。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但却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卫皇后虽然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但汉武帝“独悦子夫”。后来，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并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虽然卫后得宠，但一旦她色衰而爱弛，那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其一生，武帝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他对长生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愈加强烈。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用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接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长的太子无异于一个时刻准备抢夺玉玺的强盗。汉武帝因对权力的迷恋而产生的对太子的仇视心理，早已压倒了所谓的父子之情。况且这个时候，拳夫人的儿子出生了。拖延交班时间的诱惑和偏爱幼子的特性在这里交相作用，促成了汉武帝易太子的决心。
汉武帝对身居钩弋宫的拳夫人生的佳儿寄予厚望，为了将其立为储君故意制造了一系列神话，用现代语言讲，就叫做制造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怀孕14月乃生的奇迹。
中国有句老话叫“疏不间亲”，江充敢于离散人间骨肉，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江充深通人情，他认为帝王父子之情和常人是不能比拟的。帝王拥有众多妃嫔姬妾，诸多的子女不过是他淫乐的副产品罢了，而在权力的诱惑下，更无骨肉亲情可言。
另一方面，江充对长公主和太子的挑战显示了他强烈的复仇欲望，代表了当时中、小商人阶层对贵戚的仇恨心理。
汉代所实行的抑制商人的政策，使他们对当权者怀有刻骨的仇恨。在那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会，江充的复仇之火在熊熊燃烧。虽然他扳倒了赵王父子，但赵王彭祖及已废太子丹仍然健在，并与朝廷贵戚声息相通。而江充所凭依的只不过是武帝的眷顾罢了，一旦这种圣眷稍有动摇，他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加强了他报仇的勇气。他相信，只有不断地进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投无路的人往往是最勇敢的，这也正是江充铤而走险的力量源泉。在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独立四顾，用猎犬般的警觉和狮子般的勇敢明察秋毫。
弹劾了长公主和戾太子之后，江充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也走向了毁灭的边缘。此时，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除掉戾太子，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就只能在戾太子登基以后静待族诛之祸。
他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征和二年，在位50年的汉武帝，这时已经66岁，离他归天只剩4个年头了。
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很迷信。虽然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他仍然确信冥冥中的巫鬼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巫蛊之祸”的蔓延，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品。
“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
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祖父公孙浑邪封平曲侯，有著作传世。公孙贺年轻时身为骑士，并建有军功。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合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因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所以在卫子夫得宠的时候，他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青云直上，并封侯，最后竟被提拔为丞相。
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父子并居三公卿位。这种表面上烈火烹油的荣耀让老于世故的公孙贺惶惶不可终日，但公孙敬声却更加骄奢、肆无忌惮。征和中，公孙敬声竟擅自动用北军钱1900万，最终因事发而下狱。
公孙贺爱子心切，不忍将自己的亲子绳之以法，打算立功来赎公孙敬声之罪。
这时，朝廷刚好下诏捕拿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当时的游侠都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他们交游王侯，权行州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虽然“上求之急”，但仍不能得。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不久即大功告成。
但朱世安的捕得，却给公孙贺造成了新的祸患。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拿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竟幸灾乐祸地笑道：“丞相这下可要遭灭族之祸了。”
由于游侠来往于花街柳巷，活动于市井之中，所以对豪门的隐私了如指掌，公孙敬声这位浪荡儿的丑行在他们之中早已广为传播。朱安世非常了解公孙父子的罪过，说：“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在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公孙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官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
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得深究外，第二、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这正如后来少傅石德就太子宫“巫蛊”一案所说的：“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邪，将实有也，无以证明。”这是最容易做手脚、最容易栽赃、最容易陷入于罪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
在武帝的授意下，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无一幸免，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及皇后弟弟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偕坐诛。
经过公孙父子之案，卫氏势力已接近瓦解，而作为卫氏集团核心的戾太子，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与父王的关系，此时已势不两立。
虽然古人规定了各种立长、立贤的原则，但对唯我独尊的皇帝来说，一切原则必须是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