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努尔哈赤速写
作者：李亚平
长期以来，从未受过人文教育的汉人，坚定地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能够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中文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心态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不以平等之心待人，还想不受到报应，恐怕就应该被看成是没有天理。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这种痛恨的感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对辽东汉人采取的基本国策，或者说他的核心治国理念——“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实录》)，应该是这种感情的具体体现。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用今天的概念，这种情形可以被表述为：努尔哈赤从一个争取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战士，变成了犯有反人类罪的甲级战犯。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日，努尔哈赤这种毫无疑问的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的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而诛戮、屠杀90％的异族，此种情形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也就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36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44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五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他们的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即“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也适用于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最为肥美之际，女真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的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公元1601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九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300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1500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7500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志。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14年后，即公元1615年：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应军事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成为国务管理者而非所有者。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司法和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所以，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战场上的收获。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从此，牛录制度生长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为旗人。他们大体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满清入关后的270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
从现代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的社会军事化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现在的努尔哈赤辖下的女真人，大体都有过形神俱似的组织。他们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地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有着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们分成八大堆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