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4期
“华盛顿神话”在中国的悲欢际遇
作者：王 龙
徐继畲把华盛顿看成是“一世之雄”，说他可与“尧、舜”相比拟，甚至于把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尧、舜、扬、武合为一人”的形象。他满腔热情地赞扬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古今人物，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位东方的学者型高官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在他眼中，像华盛顿这样率众夺取天下却放弃君王一统、藏起刺刀踢开王冠者，实在是旷古未见，令人佩服。
徐继畲尽管有些类比失当，但足见美国的民主体制对清代的高官产生的深刻影响。华盛顿走向世界，也走向中国。
令美国人欣喜无比的是，在相隔万里、闭关自大的“老大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知音1811年，美国政府为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开始筹建华盛顿纪念碑。在建碑过程中，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经过多方努力，徐继畲这段赞颂美利坚的经典文字被刻在上等石碑上面，于1853年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被镶嵌进华盛顿纪念碑的基座。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畲的言论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为感动，引起很大反响。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官员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畲。
在当时的清朝，徐继畲的言论无异于晴空惊雷。保守派们强烈攻击徐继畲“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就连思想开放曾经称赞徐继畲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更有甚者采取断章摘句的手法，弹劾《瀛环志略》“轻重失伦，尤伤国体”，主张将它销毁，欲置徐于死地。1851年，徐继畲被免去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成了管马政的副手，第二年更被削职回乡。让人百感交集的是，徐继畲不仅生前宦海浮沉，命运坎坷，就连其死后的历史地位也反之覆之——“美奸”与英雄的称号交相替换，他的坟墓也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们捣毁过。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环志略》对外面世界的真实描述，他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徐先生从未到过西方，所写的却如此真实，并且早于我辈20余年，这难道不是深谋远虑高人一等者吗?”
多重乐章谱“神话”
“华盛顿神话”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登陆中国后，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深具政治意义的“思想资源”。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缠结互动，不断变幻传衍，一幕幕活剧令人深思慨叹。
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是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50年庆时，报纸撰文说，回想近50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到那么多痛苦!
“华盛顿神话”很快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思想武器。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旬报》公开倡言：“以华盛顿之心，行华盛顿之事。”华盛顿成为鼓励人们革命救国的样板，成为革命派们的实践楷模。
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民主细胞。袁世凯横下一条心，要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拣出来，并最终将专制独裁一步步推向极端。有人劝他，可以通过修改约法，成为终身大总统，他不干；又有人劝他可以再进一步，规定继任总统由现任总统决定，这样就可以总统世袭，他还是不干。他最终恢复了帝制，但他很快就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华盛顿为国家鞠躬尽瘁，居功至伟，但他从不曾自我膨胀，恋栈高位。他从不拒绝人民赋予他的责任，但绝不为权力和交椅而战。美国人民因此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行专制终。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钧者诛，窃国者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己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更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他不顾全国怒潮汹涌，极力讨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亲信甚至无耻到将流氓、妓女等组织起来，美化为“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表演可谓是淋漓尽致。华盛顿能当君主而绝对不当，袁世凯明知不能当拼了老命也要当；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是激励，而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27年，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大道行思音未绝
如果单纯把一种制度的创建归功于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未免主观武断。华盛顿是无愧手伟人称号的，但他的伟大是建筑在一种优质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是在英国的宪政思想影响下建立的，当时的北美大陆既没有西方式的封建传统，也没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有着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土壤。当年在独立大厅参与制宪的55位代表，大多数人是博览政治理论经典著作的理论家，他们对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的先进民主思想驾轻就熟，杰出的才能使他们成功起草出一部指导政府实践的宪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华盛顿身边还有一批坚定维护共和政体的精英。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争取个人富贵和权力，而是要建成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华盛顿的得力助手国务卿杰弗逊就是一个共和政体的坚定维护者，他似乎对君主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憎恶。杰弗逊对华盛顿的另一个有君主政体思想倾向的得力助手——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始终充满戒心，深怕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施加”影响；他还敢于当面批评华盛顿，说他的第一次就职仪式同共和政体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华盛顿任职期间，美国的内政外交经常成为报界攻击的目标。在他62岁生日的时候，部分国会议员建议休会半小时去给他祝寿，结果这不仅遭到了另一些议员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国民公报》的猛烈抨击，指责这种做法是“臣民对君主的一种效忠仪式——是要树立一种有害于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在如此“严厉”的执政环境和现实政治背景下，华盛顿能选择独裁吗?
而民主宪政这样的“华盛顿神话”，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从头到脚都是“新生儿”。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虽然致力于中国的变革，也搅起了惊天狂涛，但他们对中国制度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理论设计，而非出于实践验证。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了解还是很模糊、很肤浅的。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上空升起，但先进的民主文化并未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当时的革命党人忙于为革命起义四处奔波，很少考虑美国的国家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异同，以及中国是否适宜此种模式。他们把民主共和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也未免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只要推翻专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就能确保共和制度的存在，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而未曾考虑从专制到民主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孙中山虽然在名义上是革命的领导者，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中央政府政令难出京门，独立各省各行其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掌握和控制军队，反而时时受到军队的影响和拘束。革命党人提出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的政体，他们就可以交出政权。殊不知他们向袁世凯交出政权之日，就已经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破产。试想革命党人连政权都保不住，又如何能保住那一纸“宪法”?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议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
呜呼，即使中国有华盛顿，也绝无美利坚之土壤!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族群心理不无关联。茶余饭后，我们在艳羡美国只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时，是否想过美国的强大，是一种制度上的强大，并非来自于哪个英雄，而是来自于民主制度下全体国民的参与和创造?“华盛顿神话”来到中国并非水土不服，在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许多专制者往往为了一己之私而任凭历史的机遇与其擦肩而过。探寻近代中国风云沧桑的成败得失，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变化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不言而明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