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
作者：林 辉
邹元标是不是真有代皇帝充军这么回事《明史》中没有记载，但民间却广为流传。
尽管邹元标戴了顶“代皇帝充军”的帽子，但张居正还是想要置邹元标于死地，并指派巡按御史谋害邹元标，谁知巡按御史走到镇远时忽得暴病而死。邹元标来到万山丛中的都匀卫后，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且“夷僚与居”，但“元标处之怡然，益究理学，学以大进”。这对邹元标尔后成为“学院派”三君子之一大有裨益。
在政坛之外去观察、了解、反思政治观点和举措，往往能获得一种全新的感悟。6年的都匀卫充军生涯以及尔后30年的教书经历都对邹元标的政治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许就是邹元标从初入仕途的“抗疏切谏”到晚年“进和衷之说”的政治理念趋于成熟的原因吧。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皇帝朱翊钧开始亲政。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在明朝是当皇帝时间最久的，却几乎无所作为。前10年他把权力托付给张居正，由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人主持朝政；后38年他从来不上朝，整天花天酒地，搞得皇宫不得安宁。朱翊钧死后，李太后将其用过的酒壶、酒杯全部作为他的陪葬品埋进坟墓。这应该是一位做母亲的愤怒，她在怨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国和家弄得不可救药。《明史》评价曰：“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要说神宗皇帝朱翊钧做了什么事，也就是只有两件：一是采取非常手段惩治张居正，追夺张居正的官衔，追缴张居正的赃物，追杀张居正的家人，甚至提议开棺鞭张居正的尸体，手段极其残忍。二是为抗疏张居正而蒙冤的官员平反。邹元标就是在这时被召回北京，任吏科给事中的。
邹元标第二次人朝后，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政治主张，可惜他遇到的是朱翊钧这个昏君。《明史·邹元标列传》中记载了朱翊钧接到邹元标上疏时的态度：“当是时，帝方壮龄，留意声色游宴，谓元标剌己，怒甚，降旨谯责。”朱翊钧竟把邹元标一心为他，为大明王朝的铮铮忠言责怪为“刺己”，并把邹元标贬为南京刑部照磨。
万历十一年春，邹元标进京，万历十五年被贬南京，在南京居住了三年后，1590年因母亲去世回到吉水老家。
《明史·邹元标列传》记载：“(邹元标回家后)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但就是这样的·位名高天下莫不以为首的人物，朱翊钧到死都没再重用，因此邹元标在家足足讲了30年的学。
这30年，邹元标的成就大长，现在史学界称邹元标是明朝学者、教育家，其根据就是他在这30年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30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写作了大量的作品，更丰富了他的政治理念。他的理学思想受到众儒的崇拜，名高天下，成为儒林的首脑人物，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他出来当官，以服天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光宗皇帝朱常洛即位，召拜邹元标为大理卿，未上任，又改任刑部右侍郎。但朱常洛在位仅 个月就死掉了，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接任，即熹宗皇帝，改年号为天启。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邹元标还朝，十二月，拜为左都御史。
邹元标第三次回朝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精神矍铄，拄着拐仗，拖着被张居正打断的腿行走于朝廷宫中，锐意重振朝纲。邹元标这次在朝大约两年，时间虽短，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颂。
明朝晚期，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邹元标对这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行为非常厌恶，他对朝中大臣说：“方今上在冲岁，乱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因此，邹元标“思矫其弊”，“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人”，“请功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罗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均被皇帝采纳。在负责对官员“外察”、“京察”的考核中，邹元标秉公论断，“去留惟公”。
虽然邹元标的腿曾因张居正被打断，但心胸宽阔的他在第三次回朝任左都御史时，却提出给张居正平反。他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意思是说，虽然由于自己的不检点招来了是非，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国家是有利的。张居正为国家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应该值得赞赏的，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邹元标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在朝中扔了颗重磅炸弹，对官吏的震撼非同一般。
邹元标非常重视“启民智”、“崇理学”，他在家教了30年书，颇感教书是一项有成就的事业，万历三十二年，无锡东林书院开创时，为东林书院作了《依庸党记》及依庸党楹联，楹联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启二年，再次上疏十三道，请得皇帝批准后，邹元标与冯从吾各自捐资，筹得180两银子，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改建为书院。邹元标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二人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入书院讲学，影响越来越大，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
首善书院建成后，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刘宗周、华燕超、华凤超等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学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的影响日益扩大，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把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视为洪水猛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人一同列为东林党，给予镇压。
于是，在邹元标正稳步地推进着改革，革除积弊，受到大臣儒林们的拥戴时，却受到了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的魏忠贤的“严谴”。
魏忠贤为了镇压读书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组织——东林党，矛头指向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历史中挖掘依据，把宋朝的灭亡归咎于讲学之风盛行，把在学院讲学之人比作山东妖贼。为了让熹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还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面对如此疯狂地打击读书人、禁毁灭下讲坛的行为，邹元标非常气愤，“疏辨求去”。他在疏辨中指出，皇帝朱由校也到书院讲过学，难道也是“山东妖贼”不成?但受魏忠贤迷惑的朱由校却下令让邹元标退休归家。
邹元标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东林党党魁罪名回到了老家，并于天启四年(1624年)忧结而去。“打不死的邹元标”最后还是死了，明朝也跟着灭亡了。
编辑/刘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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