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功狗”们的命运
作者：黄 波
当然，朱元璋的“烹狗行动”是随着时势而变化的。如果说在其统治的早中期，他大杀功臣还只是一时喜怒之无常，那么到了晚年，因为太子朱标的死，为了自己身后朱家王朝的安宁，他诛杀功臣就完全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了。
有计划的“烹狗”
蓝玉，安徽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此人打仗很勇敢，有大将之才，在追击漠北残元势力中屡建奇功，朱元璋曾将之比为汉之卫青和唐之李靖。但这人的毛病是不知书，居高位后“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据说俘获元主的妃子后，据说有不法的阴事，致使这位妃子自缢而亡，为此屡受太祖的指责。后来，元璋给其加了个荣誉衔——太傅，而冯胜和傅友德则为太师，蓝玉不满，说：“以我的功劳，就不能做太师吗?”粗人的怨言大概很难不流露于外。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蓝玉谋反，朱元璋很快定案，命族诛，“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按朱元璋诏书中的自陈，“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而《罪惟录》、《国榷》等则说牵连被杀的达两万人。究竟牵连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史载蓝玉不服指控，审问他的吏部尚书詹徽斥责他老实交待，蓝玉大叫：“你詹徽就是我的同党!”于是这个主审官亦人瓮中，人头落地。由此可见，在这个关系上万人身家性命的大案中，审案与判决简直如同儿戏。
蓝玉居功自傲、横暴不法是事实，但说他准备谋反，相信的人极少。明末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分析得很好：“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凉公欲以部校家奴数百千人冀幸万一，虽至愚不为也。”一个粗人，对太师的荣誉衔都恋恋不忘，他怎么会想要造反?征战结束后，家居的蓝玉所有的不过是几百个部校家奴，他又怎么能造反?!
对蓝玉不满，杀之即可，非要造出一个“蓝党”罗织罪名，使元勋功臣一时俱尽，显而易见，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行动呢?
野史记载，蓝玉与太子朱标交谊深厚，曾对太子说：“我看你的弟弟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有不臣之心，又听会看风水的人说燕地有天子气，你要早作防备啊。”这句话不知何故传到了朱棣耳朵里。太子病逝后，朱棣趁机对太祖进言说：“公侯们放肆不知节制，现在不诛，将来尾大不掉就麻烦了。”不久，“蓝玉案”就爆发了。
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功臣的疑忌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朱元璋虽然自信自己的才略，以他在制度上的种种安排，“功狗”们不会对他的王朝带来致命威胁，可他却不能不考虑其身后的问题。太子早逝，嗣立的是文弱的太子之子，使他更加担心自己眼下对功臣的严密控制会不会在身后一朝崩溃，不可收拾。
蓝玉死后被剥皮，朱元璋还下令把其皮传示各省。因蓝玉之女为蜀王妃，蜀王就把蓝玉的皮保存了下来。欧阳直的《蜀乱》中说，明末大西军张献忠攻入成都后，看见门楼上供着一尊人像，穿着公侯的衣服，皮肤和手脚都是人的肉身，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蓝玉。
今人很难理解，既然“蓝党”只是朱元璋借机生事的一个由头，并不是蓝玉本人真有什么让皇帝深恶痛绝的大逆不道之事，为什么还要在其死后残酷对待他的尸体?朱元璋的行事往往就是如此，难以常情、常理度之。如果要勉强解释，只能说蓝玉死后还有“余热”可供发挥，朱元璋希望能够借这张人皮震慑臣下吧。
“功狗”败亡的自取之道
在朱元璋当皇帝之前，他曾和手下讨论汉高祖和唐太宗的优劣，认为刘邦不及李世民，因为汉高祖“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度量亦未弘达”，而唐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朱元璋又曾经称赞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献策的赵普，说如果没有此计，宋初很难避免五代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仅此一事，赵普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这两条资料若非修史者讳饰，似乎可以看出，朱元璋的“烹狗”原非其初衷，他的本意还是想保全他们，以君臣之恩礼”而终的，只不过是“功狗”们不能体谅其苦心，自己有取死之道罢了。
清初官方修《明史》的人就持这种看法，他们说：“然则洪武功臣之不获保全者，或亦有以自取与?”何谓“自取”?一言以蔽之，清初史官们认为，因为洪武功臣多横暴不法，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朱元璋不得不除。
这种认识当然是有史料根据的。自来助人夺得神器都被视为不世之功，鲜有居此奇功而不骄恣的，更何况朱元璋的“功狗”们大多粗鲁无文，恃功而骄在情理之中。《明史》在举了一些功臣不法的例子后，大发议论说：“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殆非通达治体之言也……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触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这是一篇为明太祖诛戮功臣翻案的宏论。在清初史官看来，那种以过去“鸟尽弓藏”的故事来套朱元璋的看法都是不公允的。治天下不能不讲法度，现在功臣志得意满，触犯法网，帝王又怎能因私恩而委屈公法呢?
有了“功狗”们不法的实例，这一议论似乎颇能自圆其说，细究却大大不然。
首先，如果真是讲法治，对犯法的功臣要加以惩戒，那么按法律条款治罪就可以了。可是朱元璋在诛戮功臣时，不但没有遵循历来的习惯，对功臣给予“议亲议贵”的优待。相反还有加重之势，法外用刑的情况极多。很多功臣并无大恶，如冯胜只不过“数以细故失帝意”，却照样被赐死。
其次，要树立法律的威严，罪止其身就可以了，可是朱元璋却嗜好对犯法功臣大肆株连，上述的“蓝玉案”就是绝好例证。
在我看来，洪武朝部分“功狗”们真正的取亡之道，绝不是因为自己横暴不法，自罹刑辟，而是在明太祖杀机已萌之际却偏偏不能谨厚自守，从而给了“人主烹狗”的绝好口实。
综而论之，朱元璋的大杀功臣有前后两个时段，不同时段各有其特点。前期并不是一般论者所说的朱元璋担心功臣握兵权而造反，而是其残忍嗜杀、喜怒无常，以羞辱他人为快的天性流“露；后期则主要是为其身后朱家王朝的稳固考虑。过去人们分析朱元璋的滥杀功臣，往往忽略其个人品格和天性的作用，仅仅着眼于客观情势，我以为这是有些偏差的，至少在前期“烹狗”行动中，其性格因素尤为重要。
朱元璋为了后代坐稳江山，晚年将功臣一网打尽，而其身后，燕王朱棣起兵谋乱所以能够成功，其缘故正在于朝廷派不出一名元勋宿将与之对抗，这也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编辑 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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