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2期
开元盛世：画饼充饥式的太平
作者：刘绪义
那么，我们再看其文治。
唐玄宗的文治向来有勇于纳谏、节俭自厉的美名。因而，不少人则将责任归究于他后期任用的宰相、宦官身上。事实又如何呢?
唐玄宗是历史上更换宰相比较频繁的皇帝。《唐会要》记载，自延和元年(712年)始，玄宗所用的宰相就有3 4位之多：刘幽求、陆象先、岑羲、萧至忠、郭元振、姚崇、宋璟、卢怀慎、张说、苏颞、源乾曜、张嘉贞、李元紘、杜暹、萧嵩、裴光庭、韩休、张九龄、李林甫、牛仙客、李适之、杨国忠等(唐设宰相不止一人，其中有同时为相者)。
那么，玄宗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更换宰相昵?是这些宰相做得不好，还是有别的原因?
其实，平心来论，玄宗朝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都还是不错的，问题出就出在玄宗身上。历史上的玄宗对直臣谏言并不如后人想象得那样虚怀若谷。相反，他需要的宰相只是听话的宰相，对姚崇、宋璟这类直言相谏之人，时间稍长就产生厌弃之心，导致他们不能久居相位。如姚崇因儿子犯罪被罢相后，虽仍任京官，入阁供奉，但也不过备咨询而已。张九龄于开元二十一年五月任宰相，任职也只有三年多，玄宗就对他厌倦了。当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将玄宗的生日定为千秋节后，大唐上下就开始弥漫起个人崇拜之风，并愈演愈烈。宰相张九龄为了规劝玄宗，在玄宗生日这天将历代王朝兴废的经验教训编成一个小册子，取名为《千秋金镜录》，呈献给唐玄宗。玄宗看后很不高兴，后来给张九龄加上一个“阿党”的罪名将其罢相。
由此可见，玄宗早年用相，本意并非要用直臣，后来就干脆以频繁更换宰相以达到他用那种阿谀奉承、事事顺从的宰相之目的。他需要的是源乾曜之类的“伴食宰相”，这样的宰相在位时间才可能长久。
因此，后来杨国忠也对百官辩解：“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这应当是可信的。
不少人在总结唐的衰败教训时，也称玄宗早年是个英主，是到了晚年才转变的。大多奇怪他前后反差之大，判若两人，归结到人性的异化、人格的裂变。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人的转变不可能那么快，那么彻底。相反，什么样的禀性决定了什么样的行为习性。史载，玄宗是个音乐家、舞蹈家，他终生没有放弃这两大爱好。但是，他既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圣明之君，又不愿荒废这些乐趣。为此，开元十八年，玄宗“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接下来的两年，玄宗每年春天都下诏让百官休假，“任逐游赏”。开元二十五年，又令“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亲事，任追游宴乐”。天宝十载，规定“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家畜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盏时，覃及中外”。“自今以后，非唯旬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实际上，这些诏令规定，都不过是打着与民同乐的幌子为自己纵欲享受提供借口，大开方便之门。
唐玄宗并不是那种节俭自厉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先后去华清池洗温泉浴达42次之多。每次都自然少不了美女陪伴，只不过后来有了杨贵妃，唐玄宗在别的女人身上也就少下了不少功夫。就在安禄山起兵之时，唐玄宗还和杨贵妃驾幸临潼华清池，忘情于湖光山色，迷醉歌舞宴乐之中。
莫名其妙的是，眼光如欧阳修者也把安史之乱归诸“女祸”：“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后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新唐书》)清代那个叫赵翼的学者也随声附和，他还专在《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单列“唐女祸”一条。
正是出于对声色娱乐的追求，玄宗为了既腾出时间，又不惹人闲话，才将朝廷大事尽数托付给他信任的宰相、宦官。他自己却在宫中自称“阿瞒”，以曹操自比，显示自己的谋略和才艺。
对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玄宗直到死时，都没有说过一句悔悟的话。《新唐书》说他“窜身失国而不悔”，唐人曹娜《梅妃传》也说他“身废国辱，思之而不少悔”。
他果真无须忏悔吗?
大诗人杜甫曾有诗赞道：
忆昔开元全盘日，小邑尤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历史上所谓的开元盛世果真这么盛吗?其实除了《新唐书》振振有词地记载：“藏书之盏，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此其一也。
其二，到天宝初年，唐人口已增长到最高的5200多万人。
其三，《新唐书·食货志》载：“海内富实，京师斗米价钱十一，青、齐间斗米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行人。店有释驴，行者数千里不持尺兵。”
可是除此而外，所谓开元盛世乏善可陈。
相反，太子瑛及王子瑶、王子据三人无罪，却被玄宗一天之内尽杀之。
为声色，父夺子妻，纳儿妃杨玉环为贵妃；又赐其兄姐四人以高爵巨宅，得以鸡犬升天。
自武则天时期开始的国内土地兼并之风，在玄宗手里愈演愈烈，成为了“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严重社会问题。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手段之恶劣，数量之惊人，有登峰造极之势。《新唐书·芦从原传》记载，芦从原“占良田数百顷”，唐玄宗不以为怪，反誉他为“多田翁”。
土地兼并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悬殊：富者田连千顷，宅院无数，占尽天下资财；贫者四壁皆空，栖身无所。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杜甫这首《忆昔》纯粹是一首粉饰太平、替玄宗歌功颂德的拍马诗。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岂能是杜甫一首诗所能改写的了的?《新唐书》所载，恐亦不足为信。
其实，不仅杜甫如此，整个盛唐诗坛都流行着歌舞升平、粉饰太平之风。
所谓的开元盛世就是被当时的文坛诗坛所制造出来的。这也就是开元盛世之所以昙花一现的根缘所在。
汤一介先生说得好，自《礼记·礼运》勾画出一个大同世界的蓝图后，致太平的思想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理想。不仅帝王好以“太平”为年号，好自称“太平皇帝”，就连农民起义也大都以“太平”相号召，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太平道”为标榜；宋代的农民造反，也高举“杀尽不平享太平”的大旗；至于清末洪秀全则干脆自称“太平军”、“太平天国”。其实，真正的“太平盛世”从来就只是一张画饼，老百姓从来就没有尝过它的滋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