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近二十年来葛洪研究综述
作者：刘玲娣
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分析了《抱朴子内篇》神仙理论逻辑论证的自相矛盾和不严密之处。而王艳的《葛洪仙道学说的统一性》(《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葛洪的仙道理论并不存在着宗教理念与科学实践的矛盾，实际上有着内在的统一性。马良怀的《葛洪对道教的思考和建构》(《道家和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归纳出葛洪从内外两个方面对道教体系进行道德建构，为魏晋时期道德观念的恢复和道德规范的建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陈克文的《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的自然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认为内篇中的玄道观、神形观、变化观和假物观等自然哲学思想，是神仙学说的理论基础，其逻辑论证虽不严密，但是对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戴建平的《葛洪自然观探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也分析了自然观是葛洪仙道理论的基础。
对葛洪的思想研究，学界特别关注的还有他的儒道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卿希泰的《从葛洪论儒道关系看神仙道教理论的特点和本质》(《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讨论了葛洪的儒道观并论及葛洪道教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关系，具体分析了葛洪所论之道与老庄之道的区别；王宗昱的《评葛洪论儒道关系》(《孔孟月刊》第31卷第5期)，深人探讨了葛洪讨论儒道关系的内在原因，认为在神仙学说与儒学及其纲常名教并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葛洪反复论述这个问题说明了道教当时极欲成就其独立性，且主要出发点在社会现实方面而不是学理方面；金毅的《葛洪论“道源儒流”与“尊道贵儒”——对〈抱朴子〉为什么文〈内篇〉和〈外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分内外篇是为了体现“道源儒流”和“尊道贵儒”。
2. 政治和伦理思想
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外篇》上，并在此基础上，给葛洪在文化史上比较公正全面的定位。沈善洪、王奉贤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对葛洪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兴复儒教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葛洪是魏晋时期统治阶级中强烈呼吁回归儒家的第一人。汤一介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中第七章“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专门论述葛洪对道教理论体系建立所作的巨大贡献；姜生著《魏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有专章探讨葛洪的道教伦理思想；许抗生的《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分析了外篇中的“道本儒末”、“贵贤”、“任能”及对魏晋风教的抨击等政治思想；陈抗生的《葛洪的法律思想——(抱朴子，用刑)述评》(《法律史论丛》(二))，集中分析了《外篇·用刑》体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认为葛洪刑法思想的特点是“刑德并用”，“刑为仁佐”。庞月光的《葛洪及其政治观》(《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从对封建的君臣伦理纲常坚决维护、对豪族垄断仕途的激烈反对、主张严刑峻法以治理国家等三个方面概括了葛洪的政治思想。
3.人格理想和隐逸思想
胡孚琛的《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从挖掘葛洪思想渊源的角度分析了葛洪思想形成的复杂心理因素。彭惠娴的《从葛洪一生的际遇看其出世与人世思想》(载台湾《中华佛学研究》2000年第4期)，详细剖析了葛洪一生的活动和他出入儒道的思想之间的关系。葛瑞冬的《〈抱朴子〉思想人格断想》《(中国道教》，1997年第2期)，陈昌文的《葛洪〈自序〉——一个“内圣外王”的人格分裂文本》，通过对《抱朴子自序》的心理学分析，揭示了葛洪“内圣外王”的心理冲突和人格分裂特征。曾春海的《玄学及〈抱朴子外篇〉中的理想人格》(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1999年第302期)，该文以时代和玄学互动为架构，深入《外篇》的理想人格内涵及实现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揭示了《外篇》中理想人格的特色。李刚的《葛洪及其人生哲学》(《文史哲》，2000年第5期)，认为葛洪人生观的形成是由儒而人道，最终立足于道，其人生哲学总的表征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行善升仙，得道医世是其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涵。
探讨葛洪隐逸观的文章有：刘楚华的《葛洪的隐逸观》(《道家与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金毅的《论逸民隐士及其隐逸观——〈庄子〉、〈法言〉、〈抱朴子〉论隐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第4期)；黄霞平的《浅论葛洪的隐修与出世观》(《中国道教》，2001年第6期)等。
4，养生、医学思想
葛洪醉心于神仙不死之追求，在其修道过程中，最为重视的就是炼制金丹，而炼丹家往往兼攻药物学和医学，葛洪曾著《金匮药方》和《肘后备急方》等医书，对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郭起华的《从葛洪和陶弘景看道教对古代医学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认为葛洪和陶弘景提倡的“保精行气”，集中了晋以前有关气功理论的大成，在炼丹过程中，给我国药物学提供了有效的化学制药方法，在医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韩建斌的《葛洪的养生术》(《中国道教》，1995年第1期)，认为葛洪最重视的养生术是以不死成仙为重要目的，以服食金丹为主要方法，以房中行气医学等综合养生。黄霏莉的《葛洪的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医美容学的贡献》(《中华医学美容杂志》，1999年3月第4卷第1期)，探讨了《抱朴子内篇》和《肘后备急方》中体现出来的医学美学思想和美容技巧。戴建平的《六朝炼丹术及其化学成就》(《科技与经济》，2001年第3期)，就葛洪和陶弘景为代表的六朝炼丹术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在化学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总结。薛公忱的《(抱朴子·内篇)长生思想辨析》(《中医文献杂志》1996年第2期)，认为葛洪的长生之理不同于一般的宗教教义，以一定的理性思考和实际探索为基础，不能完全斥之以诞谬。郑小江《略论〈抱朴子内篇〉的不死之道》，认为《抱朴子》中有关死亡的论述及如何实现长存之道的探索对现代人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围绕葛洪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所作的研究也不少，如：周建伟的《肘后备急方急症灸法探讨》(《中国中医急症》，1996年第6期)就书中运用灸法急症之学术特点及成就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梅全喜的《试论〈肘后备急方〉的药剂学成就》(《中成药》，1996年第3期)；刘克墀的《(葛洪肘后备急方)辨识补苴》(《江苏中医》，1996年第4期)；孙益鑫的《〈肘后备急方〉治学思想初探》(《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赵俊岭、魏连海的《略论葛洪对针灸学的贡献》(《针灸临床杂志》，1997年第3期)；杨佃会、臧守虎的《〈肘后备急方〉灸法学术思想探析》(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11月，由中国药学会主办的“纪念葛洪及其药剂学成就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惠州市召开，会议收到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内容广泛，涉及葛洪在医学、临床治疗学、药剂学、性医学、养生医学、养生食疗、灸疗、美容、炼丹术、制药化学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葛洪医药经验的开发利用，葛洪在广东罗浮山、江苏句容、江西樟树等地的活动和影响。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葛洪及其〈肘后备急方〉、〈抱朴子内篇〉研究》(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葛洪医药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升展。
综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葛洪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仍有众多的课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如：葛洪年谱、师承关系和思想渊源、著作的真伪、《抱朴子》外篇的深入研究、葛洪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等等。由于葛洪的成就涉及到宗教、哲学以及医学、化学等诸多方面，研究队伍比较分散，研究方法也亟需改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