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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与早期道教

作者:韩吉绍 张鲁君




  另据《后汉书》、张华《博物志》等书记载,当时被召至魏国的方士除了上述三人之外,还有王真、封君达、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卜式、张貂、蓟子训、费长房、鲜奴辜、赵圣卿等十余人。这些人凑在一起对于当时道术的发展必定会产生正面作用,对左慈也必定会有所影响。后来左慈受到曹操迫害,逃至江东,将其炼丹经书传授给葛玄,葛玄传给郑隐,郑隐又传给葛洪,这一过程在《抱朴子》中记载很明确:
  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诀之不书者。江东先无此书,书出于左元放,元放以授余从祖,从祖以授郑君,郑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
  以上是左慈炼丹术的传授过程,但左慈其他道术是否也同时传给了葛玄,葛洪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答案当没有疑问。以与镜有重要关系的分形术为例,《神仙传•卷八》记载曹操拘捕了左慈,“狱吏欲考讯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曹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有七慈相似,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顷,六慈皆失。寻又见慈走入市,乃闭市四门而索之。或不识者问慈形貌何似,传言慈眇一目,青葛巾单衣,见有似此人者,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一目,葛巾单衣,竟不能分。”此即分形术,左慈运用得出神入化。另外该书同卷记载葛玄“尤长于治病收劾鬼魁之术,能分形变化”。同样郑隐也通晓分形术,他曾口授葛洪“欲得通神,当金水分形。形分则自见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灵地,皆可接见,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葛玄、郑隐的分形术当受于左慈,且一直传至葛洪,《抱朴子内篇》云:
  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蓟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与客语,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宾不能别何者为真主人也。师言守一兼修明镜,其镜道成则能分形为数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至葛洪的时候,道教内修法已经很多,正如葛洪所说:“吾闻之于师云,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无生,九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见身中诸神,而内视令见之法,不可胜计,亦各有效也。”(11)葛洪一派除了对金丹重视之外,对“守一”及“守玄一”两种方法也甚为推崇。《抱朴子内篇》中所记的“守一法”与《太平经》一脉相承,葛洪在其师郑隐处见到的经书中就有《太平经》。而“守玄一”也即分形术应该是由“守一”发展而来的一种修炼法术,“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12)。从它受到葛洪格外重视来看,可能自左慈时就一直修炼。至于分形术与明镜法的结合未必是左慈所传,亦有可能由分形术传承过程中发展而来,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很明显,这种分形术是人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幻觉,镜的作用正可增加这种幻觉的效果。
  在魏晋时期还有一种关于镜的思想在道士们中间流行,即镜的照妖作用。《抱朴子•登涉》篇曰:
  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又老魅若来,其去必却行,行可转镜对之,其后而视之,若是老魅者,必无踵也,其有踵者,则山神也。昔张盖蹋及偶高成二人,并精思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劳乎道士,乃辛苦幽隐!于是二人顾视镜中,乃是鹿也。因问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未绝,而来人即成鹿而走去。林虑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数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后郅伯夷者过之宿,明灯烛而坐诵经,夜半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对坐,自共樗蒲博戏,伯夷密以镜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执烛起,佯误以烛烬⺋其衣,乃作?毛气。伯夷怀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余犬悉走,于是遂绝,乃镜之力也。(13)
  这种思想从何而来?福永光司认为“大概是源于《淮南子•淑真训》的(明镜)形物之性也的思想加以神化而来的”(14)。另外《淮南子•修务训》有“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毫,可得而察。”这种本来十分平常的物理功能后来被夸大,《太平御览•卷七百十七》引《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有方镜,广九寸,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煞(杀)之。”(15)这里秦镜能够照出人身体的内部结构即是这种夸张的杰作。在《太平经》中,这种倾向得到进一步继承,“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镜也,不失铢分”(16),“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与不得,其事立可观也,不但暗昧,昭然清白。神道至众,染习身神,正心意,得无藏匿,善者出,恶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镜之式也”(17)
  汉末三国时期,众多方士道人“入山精思”,由于古代人烟稀少,入山会碰到种种危险,“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皆谓偏知一事,不能博备,虽有求生之志,而反强死也。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入山也”。为此,要入山必须要严格遵守一定的程序,配带入山符,携带铜镜。葛洪所见的经书中有一部专门讲入山的《入山经》。在这里,镜的清晰映照物体的功能被充分夸大,一切妖魔鬼怪均会在镜的映照下现出原形的思想应运而生。
  铜镜在先秦时期基本上是被视为普通之物,用于日常生活,但经过两汉谶纬神仙思想改造后,被道教应用于宗教修炼,主要形成三种思想:存神、分形术及照妖镜。(18)葛洪在郑隐那里见到的众多经书中与镜有关的有《入山经》、《四规镜》、《明镜经》、(19)《日月临镜经》等多部。其时郑隐已经年逾八十,后来预感晋室将乱,于公元302年东投霍山,不知所终。而吴国灭亡于公元280年,从时间上推测,这些经书在吴灭以前就已经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至迟在晋之前镜用于道教修炼的理论已经完全成熟。这些理论被后来同样发迹于江东的上清派和灵宝派所继承,在他们的早期经书如《上清明鉴要经》、《太上明鉴真经》、《灵宝道士明镜法》等书中均记载有详细的修镜法。到了唐代,上清派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著《上清含象剑鉴图》,另有《上清长生宝鉴图》、《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照法》等集中讨论铜镜的道经,唐宋其他一些道经中亦有零散的镜法材料,另外镜的思想也被用于道士炼丹。当此之时,镜的地位与作用与过去相比虽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理论上已没有多大创新。宋代之后,由于内丹术盛行,镜的地位逐渐下降,一些思想流向民间,对文学、民间宗教及信仰影响较大。
  
  注:
  ①②③④⑤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06页,740页,723-724页,14页,292页。
  ⑥⑧⑨⑩(11)(12)(13)(1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48-250页,62页,299页,298-299页,297页,298页,274页,154页。
  ⑦《广弘明集》卷5,《三国志•方技列传》《裴注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注引。
  (14)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其思想的源头》[A],刘俊文主编,许洋主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06页。
  (15)笔者引用时根据《四库家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西京杂记》中的相关内容作了一定改动。
  (17)《太平经合校》718页,这里出现了“照镜之式”,说明当时确实已经将镜用于修炼,但由于资料匮乏,无法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8)还有一种关于镜的思想,即在炼丹炉上植刀和镜,它的出现可能在葛洪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唐宋时很流行。严格地讲,这种思想是汉末三国时期业已形成的道教镜的思想在炼丹中的应用。
  (19)王明在《抱朴子内篇校释》中认为《四规镜》、《明镜经》应为《四规明镜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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