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灯下，收音机播送着中美建交公报。这消息给人们带来喜悦和欣慰。中美两个伟大民族终于填平了沟壑，铺展开通往对方的道路。人类总是相通的，最终必将走向大同。互相隔膜的岁月不管多么长久，在人类历史中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我不由得想起今年秋天和美国著名戏剧家阿瑟·密勒先生的一次谈话。那时候我们就议论过这个题目，满怀深情地翘盼着太平洋两岸坚实的土地上早日搭起人民来往的天桥。这座桥出乎意料之快地搭起来了。我想，密勒先生和他的夫人也一定在大洋彼岸抚额称庆吧！
那是一个秋风飒飒的早晨，在对外友协的一间会客室里，我随剧作家兰光、乔羽二位老师等待着和密勒夫妇见面。阿瑟·密勒先生是美国极负盛誉的剧作家，已经六十三岁了。他的剧本《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维希事件》都是杰出的作品。和这样一位应当称之为老师的美国前辈交谈，我这个初出茅庐浑沌无知的后生，心情更多的是忐忑。不安的原因很多，一是因为我对于当代美国戏剧的知识等于零，怕没有交谈的资格；二是鉴于刚刚消逝的那段日子里凡涉外事务均需格外提心吊胆，我怕嘴上的哨兵失职，留下什么后患。所以，事先一再探询注意事项，临场又请二位老师予以“现场指导”。谁知剧协、友协的同志和两位前辈都说：“随便交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一来，我反倒更其惶惑。人们在反常状态中生活得太久了，一旦恢复常态倒无所适从，不胜其恍惚，这也是个悲剧吧。
我的心还没有定下来，密勒夫妇就走进了会客室。两人都是高高的身材，穿着黄卡其布衣裤，与其说是艺术家，倒不如说更象普通的旅行家。密勒先生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十分健壮。他的夫人、摄影家英格·莫拉什更有着少年般活泼的性格，使人忘记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准确。据说为了这次访华，她专门到大学里去学习了两年汉语。这股热诚劲头就使我颇为感慨。
密勒先生看来很留心我们当代的戏剧。他一抓住我的手，听完我自报家门，立即就问我是否还在医学部门工作。接着就连珠炮似地向我发问，自生活至创作，乃至文学上的“禁区”，例如男女间的爱情，无不问个周详，使本来就紧张的我不禁汗颜。再加上莫拉什女士不断地以立式、蹲式、跪式从各个角度拍照，我简直希望这次谈话快快结束。北京的秋天暑气已退，会客室的温度绝不能说很高；冒着蒸气的热茶足以润口，但绝不至于使人出汗。然而我的手心却流出水来。可是密勒先生还要拍着我的肩膀兴致勃勃地向我提问。突然，他提出“稿费”问题，对中国作家都有固定的工资表示不理解，说：“那么，中国作家不都成了业余作者了吗？”他对中国作家不能依靠稿费生活简直想不通，瞪大眼睛看着我们，解释再三，仍然耸着他宽大的肩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他的不明白正如我们不懂何以美国没有文化部一样。
接着，我们问起他美国戏剧界的情况。他侃侃而谈，我才渐渐松弛下来。据他说，美国的剧作家有这样几类：一种人把文艺当商品，他们的作品总是适应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种作品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一种人则是为统治者传言，作品也没什么好看；严肃的剧作家却总是不受到社会的欢迎，因为他们总是在批判社会，批判某些观念。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家的著作。然而，严肃的艺术家实在苦闷，因为他们时时生活在同社会的斗争之中。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剧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拚命地破坏某种观念，特别是统治者的观念；而我们则是极力维护或树立某种观念，这观念也正是我们的政府所需要的。从这里开始，谈话进入了哲学问题的探讨。他说：在美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更多地替代了人们生活中不少事情。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越来越淡薄，因此人们之间变得隔膜和冷淡。不少美国作家开始探讨人在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不少人陷于悲观。他说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不突出，他不知中国现代化以后会不会产生同样的痛苦和弊病。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乐观的，相信集体主义的精神会使人们之间永远温暖。他高兴地点头，长吁着气说：“但愿如此。”
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深思。技术发达国家的生活，我没有亲身体会。科学的发展会不会使人的价值降低，也需要认真的考虑才能作出回答。但我知道，在剥削阶级社会里，人的尊严在金钱面前屈服却是实在的。高尔基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讴歌人的价值与尊严，鞭挞践踏人的旧制度，真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斗作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早就指出人是最可宝贵的。然而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时，人的尊严与价值难道不是荡然无存了吗？诬陷、迫害，四处皆有，冤狱遍于国中，连那些功绩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不能求得自身的安全。人的生命不被重视，灵魂也要受到蹂躏和扭曲。在我们的作品中提倡点“革命人道主义”，讴歌人的价值与尊严，揭露和批判“把人当作鬼”的“四人帮”，有什么不可以呢？！惜乎我们有些同志一看见“人”、“人道主义”、“人性”这类字眼，不加任何分析就丹田火起，一概斥之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似乎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有八亿人口，就可以不重视人的价值。为什么我们要把尊重人的旗帜交给资产阶级呢？难道不正是为了要做人，无产阶级才起而革命的吗？难道“四人帮”那套法西斯摧残人民的罪恶行径还不应该遗臭万年吗？社会主义最重视人的价值也应当成为我们文学的主题，假如不是永恒的主题的话。
从人的价值说开去，我们谈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我们说：美国的前辈剧作家同中国戏剧工作者坐在一起，彼此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对人类前途悲观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追求美好未来的理想会把全世界的人最终连结在一起。人类总是要走向大同，相互之间的隔膜不管多么长久总是暂时的。人类有一个长长的光明的未来。密勒夫妇十分赞同这一点，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会见就要结束了。我们请密勒先生告诉我们美国最近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他热情地说了许多，可惜我们一本都没听说过。我们也列举了一些我们国内的译本，密勒先生也觉得茫然。可见我们“供批判用”的翻译外国文艺作品的办法，实在欠妥当。翻译的既不是最新的，又不是最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批判”也就失去了意义。知己知彼，不但应是克敌之诀，也应是交友之道。
短暂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使我知道，当破除了精神枷锁之后，严肃的人们总是可以找到共同的谈资。我们不必强求人家改变自己的观点，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也只有在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才能更好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现在，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这个星球显得狭窄了，宇宙间的联系也不再是纯粹的幻想。把别人的长处学来，把我们的优点赠给别人，“环球同此凉热”，才是既符合现实又合乎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
写到这里，听见远处的收音机里播送着《国际歌》。这歌声所唱颂的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理想的实现要靠一步步的奋斗。我们的工作正多，道路也已经开辟，现在需要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1978年12月于北京。
苏叔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