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后，上海成为前线。上海人民抗日情绪很热烈，很多外国记者来到上海采访抗日消息。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被迫抗日，在上海搞了个文化界救亡协会，由潘公展主持。为了装点门面，也请我们的同志参加。在这以前，抗日救亡是被禁止的。现在国民党不得不抗日了，要想欺骗群众，就成立救亡协会。救亡协会与救国会名称差不多，一般群众不易识别。而实际上救国会的沈老等人当时还在狱中。这个救亡协会成立不到二个月，十月间，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撤退，也就无形解散了。但是由中共和救国会人士所组成的地下抗日团体依然存在。
救亡协会成立后，我们决定参加进去。他们不让我们搞国内宣传，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救亡协会下面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由我们掌握。我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天下午三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上海的中国报纸的总编辑也参加。会上我们请国民党部队的代表来报告战讯，公布消息。当然，他们都是吹牛，没有什么真实的报道，外国记者也不感兴趣。那么我们怎么做工作呢？我们把从当时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军事消息，编成文稿，立即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部队的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他们非常欢迎。通过这办法，我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
我同斯诺也就是这么认识的。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京沦陷，他来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就常去看他。他对我说去过陕北，还给我看过许多照片。有一天他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我也只有一本，看完还我。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英文原本。
我回家读了这本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我不知道斯诺这个人的底细，说的是否可靠，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同志了解。刘少文同志是从陕北来的。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主席亲自接待他，谈了很长时间。毛主席有个把月时间每天找斯诺谈，谈完后，斯诺把英文记录整理出来，再由人译成中文送毛主席改定。刘说，斯诺这人可以相信，对我们确是朋友态度，这本书也是可以译的。于是我决心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版。
当时上海租界号称“中立”，各种具有革命或抗日倾向的书都不能出。大出版社都已迁往内地，抗日团体已转入地下。因此，出书很困难。当时，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我在这个会上提出了出这本书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就由参加座谈的同志分别承译。我们当时都认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自从我们党长征以后，一般群众已不大知道党的情况，国民党又拚命造谣。通过斯诺的著作把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作用是极大的。
翻译问题解决了，怎么出版呢？决心发动群众自己来搞。大体算了一下，估计出版后定价一元。就征求预订，先交订款一元。一下子就征得了一千本订金，用这款买纸。排印问题是这么解决的：当时商务印书馆内迁了，印刷厂还有的没搬走，工人失业了，他们中间有人同我熟，找我要事做。我就请他们印这本书，工人很高兴。我们没钱，工资只好等出书以后付。工人同志真是热情，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翻译，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书，前后也不过一个月时间。这说明译者和排印工人都是了解出版这本书的意义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给中译本写了序，提供了照片，有些是英文本原来所没有的。书中还有一些译名，是请刘少文同志帮助解决的。
这本书是通过群众直接出版的，但对外总也得要一个出版名义。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书的发行，也是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购书券，然后凭券取书。这本书初版出后很快销掉，接着再版、二版、三版……，受到意外的欢迎。但它们都没在书店里出售，而是群众自己组织印发的。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说过：“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却是成功的试验。”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西行漫记》书名的来历。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连想到我们党。
《西行漫记》出版后不久，一九三八年五月我离开上海去汉口，主要是为了筹集经费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但是由于郭老要我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直没回去。我在外面看到《西行漫记》影响很大。香港的出版商翻印了许多，远销南洋，对于华侨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它的中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
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