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严格遵循的根本原则。
就研究历史来说，实事求是，就是从事实出发，详细地、全面地占有材料，从大量的事实中形成观点，得出科学的结论。就编写历史来说，实事求是，就是对历史经过科学的研究之后，将认识到的历史的真正面目，复现出来。研究历史和编写历史，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但，实事求是的原则却是都不能偏离的。
资产阶级的历史研究者也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可是，由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无产阶级，它的前途与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需要揭示历史的规律来教育人民，它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因而，它要求它的历史工作者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工作者掌握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也能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编写，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五十年代一般地还是比较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史实错误或结论不当，大抵是因为史料不全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得不好，研究者主观上还是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而且，这些研究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也能在报刊上自由地展开讨论，求得共同提高。
可是，1963年戚本禹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后，在历史领域，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始遭到破坏；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事求是的学风被践踏得一干二尽。从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主观唯心主义的伪造历史、歪曲历史的逆流。
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在报刊上展开公开讨论。但是在那个窃居高位的“理论权威”的布置和支持下，戚本禹的文章却打着学术讨论的旗号，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种种卑鄙手法，让学术界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扣上种种政治帽子，扼杀了百家争鸣。我们先撇开戚本禹的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论，仅就他的学风来说，也是非常恶劣的。例如为了证明李秀成早就有投降活动，特地捏造了李秀成伙同妻舅宋永琪与曾国荃的师爷商谈投降的事；为了证明李秀成在《自述》中向敌人表“功”，硬说李秀成在杭州擅自实行宽大俘虏的政策，其实李秀成在《自述》中明明说过这政策是“奏准天王”的。
“四人帮”的歪曲、伪造历史，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大搞影射史学，公然声称“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可以七真三假”。他们将整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编成一部近代儒法斗争史，以证明“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他们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对周总理，夸大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尊孔、反孔斗争。“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至今尚未能完全肃清。
“四人帮”的恶劣学风近年来在近代史论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我们且举一些例子来看看：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编写历史，一定要以人民为主体，突出人民群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伟大业绩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根本区别。但是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叙述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历史作用，要实事求是，不能离开他们的阶级和历史条件；同样，对于某些非劳动人民所起的作用，也要实事求是给予分析，应该肯定的就要予以肯定，不能因为他们是非劳动人民，就从历史上抹去。近年来出版的近代史论著，在这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个英勇战斗，是中国人民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它的辉煌业绩应当载入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史册。但是三元里抗英毕竟是人民自发的局部地区的斗争，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能如某些书籍所说创造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弱国人民能打败强国的经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经历过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最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不可侮，打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但是决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肖岗乡的举人何玉成是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会盟牛栏岗的主要领导人，五十年代的近代史著作还是如实反映这一段历史的。近十年来，因为何玉成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便将他的名字从有关的著作中抹去。这些著作说，串连邀集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聚会牛栏岗的是菜农韦绍光，而且他还将三元里人民组织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抗英武装。可是，这个菜农韦绍光的事迹，在鸦片战争时写的公私记载，甚至民间诗歌都没有“片文只字”(《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记载。它的唯一根据是195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召开的《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我们不能忽视调查材料的史料价值；可是也不能不考虑到事隔一百多年，这些口耳相传的材料是不是就十分准确、可靠。退一步说，即使韦绍光真有其人其事，但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正常统治下，一个普通的菜农怎么可能突然成为一百零三乡的盟主呢？要真有这样一个显赫的人物，在公私文献中总是会留下一点记载，哪怕是被歪曲了的记载，就象正史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一样。这些著作把领导这次斗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改为菜农，显然是受了“唯成份论”的影响。他们没有看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当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特别是中下层，也会奋起抵抗外国侵略的，而且，由于他们的地位和经验，还充当反侵略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林则徐就是他们的代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了突出人民群众斗争，很多书刊特别宣扬北京西郊谢庄猎户冯三保及其女冯婉贞在离村四里的森林中设伏，诱敌深入，击毙一百几十名英法侵略军的英勇事迹。此事也不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公私文献，仅见于徐珂辑的《清稗类钞》。此书搜集的材料虽然丰富，但均不明出处，使用时不能不特别慎重。解放后，有人为这一记载专门作过调查，奇怪的是，冯三保、冯婉贞及其事迹却没有人听说过，而且连谢庄都找不到。据徐珂记载，谢庄离圆明园仅十里。圆明园周围三十里，从康熙开始便成为专供清朝皇帝奢侈享乐的别宫，四周人烟稠密，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居然在离圆明园仅十多里之地还有大片森林，一村居民全靠打猎为生，这又是奇事了。稗史的价值有的比正史更大，但也并非稗史的全部记载都有价值。它的真实性和真实的程度也必须认真的考证、分析。决不能因为猎户的阶级成份好，这记载便可以不加考核，无条件地作为信史引用。显然这也是受了“唯成份论”的影响。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杨韦事变，石达开分裂出走，太平军实力大受损失。洪秀全及时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才扭转了革命危局。李秀成被俘后，写了供词，他的晚节不终，是一大污点。但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卓越成就，并不比陈玉成逊色，这在当时中外文献上都有记载，不能抹煞。前几年，有一本专门论述陈玉成的书，它歌颂了陈玉成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决勇猛，最后被俘，面对敌人屠刀，视死如归，从容就义，这是正确的。但是它将太平天国后期的再破江北、江南大营，三河大捷，进军江浙等重大战役，全部归于陈玉成一人领导，而对李秀成的协同作战，在书中不仅只字不提，而且在前言中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把李秀成吹捧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这便脱离历史事实，不那么实事求是了。关于李秀成的评价，目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牵涉到历史上不少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牵涉到对整个农民起义历史的评价。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大事。认真学习列宁对普列哈诺夫的分析评价，对我们正确评价李秀成将会有莫大的助益。
中国妇女在近代史上有光荣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业绩，应当大书特书。近几年来不少近代史论著都特别歌颂太平天国的洪宣娇，认为她“表现出一个革命妇女的英雄本色”。其实，洪宣娇是否确有其人其事，值得怀疑。太平天国革命文献中记载洪秀全的家世，只有姊辛英，不见洪宣娇之名。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是当时编的，它搜集太平天国的材料比较详实，它叙述太平天国的将领便达一百五十人之多，但未及洪宣娇。关于洪宣娇的事迹主要是根据清朝地主阶级文人的记载，近人大都引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一书，凌书谬误甚多，早经学者指出。这些书故意大肆渲染洪宣娇的生活作风，其目的显然是给太平天国革命抹黑。这些材料极可能出于捏造，引用时不能不加以考虑。
解放以后，很多史学工作者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了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传说、故事和歌谣。这些调查材料可与文献资料相参证，也可以补充文献的不足，有助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展，成绩不可磨灭。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距离现在已一百多年，口碑、歌谣经过口耳相传，有些便不一定确切、可靠。如近年出版的一本论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书籍，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响亮地提出了‘一打南京，二打北京，牛骨沦尽，豆豉发瘟’的口号”，这就值得怀疑。查太平天国全部官方文献未载这样的口号，当时地主阶级的文人记载也未见此口号。而且就文献记载看，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的一段时期，它的战略目标并不十分明确。随着战事发展，经过了内部长期的酝酿，热烈的争论，直至武汉，才决定东下金陵。调查中搜集的一些歌谣提到什么“好领袖”，“把田分”，这分明是现代的词汇，决不可能出现在太平天国时期。至于批林批孔中进行的一些调查就更成问题了。那段时间，到处都出现太平军金田起义前后捣孔庙、砸孔丘牌位的口碑，甚至出现太平军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洪宣娇最听毛主席的话等笑话。
在搞批儒评法那几年，集儒学之大成的荀子有幸，被封为“法家”。于是只要骂荀子，不管因何而骂，都遭到斥责。谭嗣同的《仁学》勇猛地冲决封建专制和伦常的罗网。他曾大声疾呼：“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段话很明显，谭嗣同斥两千年来的政治都是象秦始皇一样的封建专制政治，斥荀学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而这又依托于孔学。可是，有的论著说，谭嗣同骂了荀学就是骂了法家，就退回到了孔孟。而严复不同，他肯定了荀学，因而比较拥护法家，坚决反孔，反对封建旧文化也坚决得多。上引《仁学》的那段话意思很明确，也不难读懂。但不知研究者何以会得出上面的看法？这离开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是太远了？
义和团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近几年出版的某些近代史著作中说，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也“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这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据当时公私文献记载和解放后的调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任何一个义和团的组织都是打着“扶清灭洋”或类似的旗号，没有例外。有些歌谣虽然唱出了“清朝皇帝真稀松”，“清朝太无能”，但这些歌谣大都是现代人搜集。它们经过辗转相传，不断加工，不好看作原始材料；即便是原始材料，那也只是对清统治者的怨愤，也很难解释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当时确有个别揭帖写道：“大清亡，中国强”，“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矛头有指向清统治的意思，但也应分析，弄清它是全国义和团的宗旨，还是个别义和团支派或个别义和团员的思想愿望，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前还是以后写的等情况，不好遽然看做整个义和团的斗争口号。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前几年不少研究者由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章太炎的评价被搞得最乱。章太炎一度被戴上法家的桂冠，成为辛亥革命的唯一旗帜。武昌起义后，他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大搞分裂，大骂孙中山。革命派已经在揭露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他还为袁辩护，说“帝王思想是其所无”(《致伯中书》)。对这些统统视而不见，只讲他如何反袁，大闹总统府等等。这两年的某些文章，又一反前调，大骂章太炎，好象章太炎从来就不是革命派，似乎为辛亥革命没有做过多少有益的事，就连他在《苏报》案中的表现以及主编《民报》时和改良派的英勇论战都算不了什么。象这些论著这样对章太炎的前期和后期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认识历史。章太炎的一生清楚地体现出了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演变的缩影。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章太炎思想的矛盾及其变化，才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再如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鼓吹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便也极力反对秦始皇的封建独裁统治。他在《中国革命史论》一文中将秦始皇比作路易十四，说：“国民为其束缚驰骤，实无异于牛马之受羁绁，……为秦之民，不自由甚矣！……能无有群蚁溃堤之日耶？故博浪之锥，见于始皇当世，身死无几，所惨澹经管之天下，欲留为子孙万世之业者已土崩瓦解矣。”但是有些论著却无视陈天华文章的根本命意，只摘引其中“秦始皇乘六世之余烈，执长鞭以御宇内，……为后世二千余年政界之新纪元”这样几句话，便硬说陈天华拥护秦始皇，是辛亥革命的又一法家。
我们举出近代史论著中这些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例子，说明了“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学风影响和危害的深远。这些论著都不是“影射史学”，它们与“四人帮”的御用文章的政治界限是不会也不应该混同的。
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