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迅速建立党史编写机构，开展党史研究工作问题。
建党五十八年，尚无一部党史。老一辈革命家已寥若晨星，活着的也大都年过古稀，记忆力日渐衰退，连说话能力也日渐困难。为此，着手编写党史，请老一辈革命家做指导，并抢救他(她)们记忆中的活资料，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如再推迟，数年之后，许多史事，将成千古疑案，使后世之人永抱遗憾；我们这一代也未尽到职责，愧对后人。
为此，建议迅速设立一个编写中共党史的机构。如现在就着手，五年左右能成书就很好。
编写机构应聘请一部分斗争经历丰富的老一代负责同志做顾问。由编写的同志们帮助他们写回忆录，组织他们开回忆座谈会。同时，发动各地党史工作者和有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散居各地的革命老人写回忆录。效法当年周总理发动民主人士写回忆，编出《文史资料选辑》的办法，出版《党史资料选辑》。
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所、纪念馆、博物馆的党史教研人员，要开展党史专题、人物的调查研究，编出资料、专著、年谱、传记、回忆录等。
第二，关于开放档案和编出档案、资料、译丛，鼓励写回忆录、传记问题。
现在，欧美各国都定期公布档案。我党有些档案、文件，在国外和港、台均大量影印出版。例如，台湾当局现在已经把从前在国内和革命根据地劫走的我党文件、档案，编成《陈诚石叟资料集》出版，其中绝大部分是档案、文件的原件复印。又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曾编印出版《中央政治通讯》，刊登当时中央与各省委的通讯和各省委、各根据地向中央的报告。这些文件，已由美国编成《中国共产党文件》(英文)广泛发行。日本满铁等特务机关搜集去的我党各种文件、资料、决议、传单，已在日本印成《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日文)十四大卷。内容包括从党成立起的文告文件、重要领导人发表的文章。日本还出有逐年的党史，如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史，一九三二年史，凡我党召开的重要会议，军事上的重大活动等情况都有。这些资料在海外很流行，海外史学工作者经常援引上列资料；而在国内，这些资料的大部分都还是由档案部门封存。我党出版的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等，国内已很难找到。可是这些报刊在美国、日本都有全套复印，并出版了全部目录，查阅极为方便。又如，关于南昌起义，当年有十个参加起义的负责人向中央写了报告，国外有英译本，我们则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来研究。全国约四、五千名党史教研工作者，平时靠“一刊(《红旗》)、二报、三口袋(文化大革命前编印的三口袋党史文献材料)”，加上一些手抄本、讲话稿、小册子，来进行讲课和研究，实在困难。缺了党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社会上责难党史教员讲课干瘪，缺少研究成果。党史教员实在是难为无米之炊。为此，建议开放国家档案馆和省、地、县档案馆的部分档案，供党史教研工作者查阅资料。周总理多次讲过：档案馆要为史学工作者服务。仅我确切听到就讲过三次。现在应是执行总理指示的时候了。同时要组织一部分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选编各种档案文选，陆续出版。
更离奇的是有些图书馆，对解放前旧书报也要经过繁复批准的手续，才能查阅。他们收藏着一部分没有编入目录的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遭禁的禁书，其中很多是有关党史的图书，也难利用。
关于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本来就出得很少。自从那个“理论权威”制造小说《刘志丹》的大冤案、陶承同志《我的一家》的大冤案后，1964年起谁也不敢再写了。至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刘白羽同志写的未曾出版的《朱德将军传》草稿，抄家时抄出，被诬为写“黑书”。这类例子很多，造成百花凋萎、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而海外呢，如美国出版的一本中国共产党人传记，包括四百多个人物，每篇传记均有一万字左右；一本中共军人传，包括七百多个将领，九百多页，还有我军发展的详细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姓名都有。应当指出，这些书所用材料，不尽准确，应加选择。由于一些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歪曲之处也不少。斯诺的《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女士的《续西行漫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史沫特莱女士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全世界是有一、二十种文字译本的畅销书，唯独在我国却长期未出版。(编者按：《伟大的道路》最近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也将出版中译本)
李德的《中国札记》，讲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外国史学家非常重视，被译成英、俄、日等数国文字。在伦敦的英文《中国季刊》上对此书引起热烈的讨论。国内党史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至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当然，此书由于作者的反动立场，对我党这一段历史是进行了若干歪曲的。
我们国内这样多老革命，没有组织他们写回忆录。而一些逃亡国外的叛徒，却写了不少回忆录，往往歪曲我党历史，居然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引以为据，影响极坏。
还有，台湾伪政治大学有一个反共分子王健民，写了三大卷《中国共产党史稿》，约二百三十多万字，为此，据说得了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令人喷饭。但在海外，此书也起了惑乱视听的作用。
又如，关于周总理传，就我知道的，海外已有十多种，如日本冈本隆三、梨木佑平写的。但材料错讹极多。而国内，党史工作者写领导人传记，少得真如凤毛麟角。
无论如何，国内的同志写回忆录，写传记，多方征求意见后出版，总比海外乱说的书要好得多。例如，成仿吾同志的《长征回忆录》，李维汉同志、何长工同志写的一些回忆录，就是珍贵的党史材料，影响很好。建议中央领导方面，象当年周总理亲自抓政协文史资料那样，多多鼓励和组织我党的老同志、党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写回忆录、写传记、编年谱。
“四人帮”被粉碎以前，“海禁”未开，国人对海外研究情况，很少了解。现在，必须改变学术界闭关自守的状态，要组织翻译力量，有选择地出版海外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影响的专著。
第三，关于贯彻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反对随风改史的问题。
党史研究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史，是学风不正的问题。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研究者得不到大量的资料，既缺乏“实事”，也就“求”不出“是”来。象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那样的档案资料条件，在中国现在还是没有的。第二，是有的人出于好心，为了讴歌领导人而篡改了历史。如安源罢工中有首民歌，原件是“……有个能人李隆郅(即李立三)，年纪只有二十四，……”1953年就被一位同志改为“……有个能人毛润芝，……”这首民歌中间部分他自己又编造了几段话进去，作为当年的民歌。第三，是人云亦云。如彭德怀同志被批斗，党史上被除名，祸延“平江起义”也不能讲，教员连讲一句“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也挨批判。又如，对陈独秀，六十年代后，只能说一切都坏，有些党史教师因为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作用，而被批判。
有的老同志写回忆录，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够。例如有些回 忆录写第五次反“围剿”，错误都是三军团干的，这就令人难以置信。由于有些回忆录也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写历史，就使党史的科学性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常常因人改史，与原来事实出入很大。至于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和陈伯达之流为了篡党夺权而篡改党史事实，党史工作者或慑于他们的淫威，或不明真相，照搬照讲，这是造成不良影响的极重要原因。在拨乱反正中，才真相大白。现在党史教员受到社会责难，有些青年不愿学党史，认为党史不真实，不可靠，因而不科学，没有什么可学的。出现这种情况，始作俑者，难道是教员吗？实事求是之风不张，党史不能直书独论，处处用曲笔，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具体分析态度，那么党史研究还是不能成为科学。
人民是热爱党，热爱党史的。在我们光荣伟大的党史上，我们应该树起许多面革命领袖、革命先烈的鲜红的旗帜。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彭湃、刘志丹、陈毅、贺龙……都是党史上光彩夺目的旗帜，毛主席则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精神和事业，光照日月，永垂史册；他们的旗帜指引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这样的党史，丰富真实，大得人心，必将鼓舞我们胜利前进。
总之，广大的党史工作者希望：1.开放部分档案，编印党史档案资料；2.解除图书馆对旧书报杂志的封锁，继续影印珍贵的书报杂志，如长沙《大公报》，广州、汉口《民国日报》，《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红旗周报》等；3.出版公开的和内部的党史研究刊物，出版公开的和内部的党史资料、党史丛书；4.多进口一些国外有关中共党史的书籍、报刊；5.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对党史上的问题作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鼓励解放思想，探索真理，在爱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前提下，允许不同学术意见的讨论，文责自负，活跃学术讨论空气和学术交流活动。
(本文是作者在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规划会议上的书面发言的一部分。)
胡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