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朋友与我讨论时事。他问我，为何在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往往叫中学生为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我解释说，这是两国情况不同所致。中国人所称的“知识分子”，与英美人所称的intellectuals有质的不同，不能互划等号。中国所谓“知识分子”是指识字的、受过教育的、懂得常识的。在解放之前，绝大部分群众未受起码教育，因此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也可称得上一个“知识分子”。而在英美，几乎人人识字，所谓intellectuals就只指社会上层有学术造诣的人士，如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编辑等。单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并不一定是个intellectual。这犹如中国人说一个人“有文化”，指的是此人识字(literate)，而英美人所谓a man of culture是指有文化修养的人，绝不能混为一谈。美国朋友听了，恍然大悟。
我写了这段开场白，是为了在这篇通讯中，我要不时提到intellectuals。如果单纯译为“知识分子”，恐要造成误解，故暂且译为“高级知识分子”(英文中为了强调，也有high brow intelle－ctuals之称)。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读书界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评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因此书评家或文学批评家，在文艺界的地位也高过剧评家或影评家，因为后者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观众。
但书评与文学批评又有不同；前者仅是介绍新书，这本书可能没有价值，但是流行，因此书评有新闻性，有时间性，后者则是对具有文学价值但可能乏人问津的作品作出分析与评论，没有时间性。而且文学批评文章本身就是一篇文学作品。例如美国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前几年亡故的埃德门·威尔逊生前难得写有时间性的书评在报刊上发表。
美国出版界既是一件大商业，书评的毁誉对一本新书的销路和生意有极大影响，因此书评与书评杂志不但在读书界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而且也受出版界和广告商的重视。
我在本刊创刊号中曾粗略介绍《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它是美国最有权威性的书评杂志，是《时报》的星期日附刊，《时报》另有每日书评，叫《时报书评》(Books of The Times)专栏，与上述那个自己有编辑部的《书评周刊》是两码事。《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接到新书后分寄全国各地(主要是高等学府)请学术界专家评介，而《时报书评》则由该报雇用的专职书评家撰写，两者在业务上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有时同一本书可同时获得不同的评价。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地位所以高，是因为《时报》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之故。如果说《时报》的日刊主要销路限于纽约一地，星期刊则遍销全国，读者包罗全国各界最有权威的人士，他们都把《时报》当作圣经，每天、每周必读，平时言谈之间，常说《时报》怎么说怎么说的。因此其他各报(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圣路易邮递报》)各刊(如《纽约客》、《星期六评论》、《时代》、《新闻周刊》、《新共和》、《大西洋》，《哈泼斯》)的影响就远远不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原来在读书界有地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为了迎合年青读者的趣味，几经改组，去了“文学”两字，目前已变成一本综合性周刊，内容包罗万象，有时论、旅游、幽默、影评、剧评、电视节目评论、音乐舞蹈评论等，书评只占极小部分，影响已大降。
然而在美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地位最高的刊物，还不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而是十七年前才创刊的《纽约书评》(New YorkReview of Books)。它既非周刊，也非双周刊或月刊，每年出二十二期，平时一月两期，暑期一月一期。订户几乎全部是高级知识分子，销路虽不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但因读者的质地高，影响反而更大，甚至带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高傲气味。它创刊于1962年冬季纽约各报大罢工之后。那次罢工历时达三个月，纽约各剧院、影院、餐馆、百货公司等因无处刊登广告，营业猛减，生意清淡，特别受打击的是出版界。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每天不看《纽约时报》，好似每天不喝咖啡不抽烟一样，就会坐立不安，茶饭无心。但同时，一些最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最受重视的三家书评周刊(除《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外，还有《星期六文学评论》和后来停刊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周刊》)原来已有不满，认为太商业化。埃德门·威尔逊这时便说：“印刷工人一罢工，《时报书评周刊》就失踪，这说明有没有它，无足轻重。”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书评刊物是伦敦《泰晤士报文学附刊》，这时遂乘纽约各报大罢工之机，创刊了《纽约书评》，初意是填补报纸罢工所引起的空白，但十七年来，不仅已站稳了脚跟，而且有领袖群伦之势。它的创刊主要人物是已故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前妻、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这刊物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有相当的不同。后者有商业性，因要拉出版商的广告这个生意经关系，登载的书评无所不包，甚至有流行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之类的评介；每篇文章不长，每期可多载几篇；写书评的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不一定是头流人物。而《纽约书评》则全部由美国东部文学圈人士包办，有些瞧不起别人的高傲姿态(这使我回忆起，在抗战以前中国文坛有京派、海派之分，而京派瞧不起海派一样)。它所刊文章着重分析，不作一般简介，有时文章长得要命，从一本书敷衍开去，书评竟成了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论。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不少书评作家是所谓“新左派”，强调时代趋向，因此书评也偏重与当前时局有关的主题。例如在黑人人权运动蓬勃开展之时，该刊发表了不少对黑人激进派如黑豹党表同情的书评。越战激烈时，著名女小说家玛丽·麦卡锡等就借书评(当时有不少有关越战的书籍出版)为名，写了长篇大论的批评美国政策的文章。这是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当时激进派流行一时，英语中甚至有了专门的辞汇，叫做radical chic(激进派时髦)，有的百万富翁不甘“落后”，与文艺界巨子联合开派对，请黑豹党人等激进派参加。凡此种种，《纽约书评》不是没有影响的。
对于中国，该刊也相当关心。例如，在邓副总理访美之后，该刊三月八日的一期首篇长文就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写，一口气评了九本有关中国的新书。
但是话得说回来，就出版界生意和读书界影响来说，《纽约书评》究竟曲高和寡，稍逊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七九年三月九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