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当代最流行、使用最多，也是含义极不确定的一个名词。
根据对社会主义一词的考据，“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名词在一八○三年首次出现在意大利的出版物中，可是当时的含义却同后来的毫不相干。往后长期没有再出现过，直到一八二七年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才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至于“社会主义”一词，则是一八三二年在法文期刊《地球》上初次出现的。以后，就广泛地流行开来了。这两个词都是由“社会的”这一形容词衍生出来的，其含义是和“个人的”相对而言的。(参阅柯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第一章)
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科学地加以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说，“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抗议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由于各人的阶级立场不同，社会主义从它开始出现之日，就有着形形色色的牌号。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提到欧洲有好几种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式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一词已经名誉扫地，没有号召力了。这一点，就是一些著名的右翼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讳言。如法国的雷蒙·阿隆说过，“在多数国家里，社会主义的涵义就是说凡是好事都是社会主义的，凡是坏事都来源于资本主义。”美国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密尔顿·弗莱德曼也说过，“对很多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平等主义和大多数人民为社会而生活；而资本主义则意味着实利主义、‘贪欲’、‘自私’、‘损人利己’等等。”因此，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时髦风尚。我们姑且不提目前所有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流派，全世界独立国家中自称是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有五十二个国家之多。在这些国家里，除了若干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执行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外，还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所推行的各种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复兴社会主义、家庭式的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等等。我国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他们妄图推行的是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确实不能说都有优越性。例如有个国家，经过十几年的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却从米仓变成一个贫困的国家。在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一段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推到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说还有什么优越性吗？对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不该怀疑么？它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却也未可厚非。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不是指的象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这一类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指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呢？
恩格斯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就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还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因此，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前者是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产生的，后者是科学地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
先说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产生的。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建立了社会化的大生产。他们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变为社会的，即只能由人们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他们通过机器的发明和发展，把小作坊变成工场手工业，再变成机器大工业，通过交换和市场的发展，把地方的市场变成国内市场，再变为世界市场，使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的了，但是占有形式仍然是私人的，这样，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就日益增长了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根源，此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代表这种要求，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说明了社会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再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从生产力方面来说，应该有社会化的大生产作为它的物质基础。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看，应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代替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由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政治关系方面，要消灭剥削阶级和社会的阶级划分，实行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仅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而且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是适合经济基础的，因而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判断某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标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能够促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问题。
那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怎样表现呢？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还不能马上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描绘的那样的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列宁称之为“长久的阵痛”的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个国家越落后，小资产阶级越占优势，这个过渡时期就越长。一个党一个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拿是否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判断，而是拿是否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来判断。具体地说，要看她是否采取以下三个关键性的步骤：第一，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消灭剥削阶级及社会的阶级划分的前提。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什么搞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剥夺剥夺者，变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消灭剥削阶级的前提。第三，改造小生产者。对小私有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的前提。应该注意的是，改造小生产者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觉悟程度的提高，根据自愿、有利生产的原则，逐步进行。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争取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物质和文化上的需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使全体劳动者努力为社会而生产，没有剥削，也不会产生剥削；坚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
只要按照这几条办事，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为奋斗的目标，虽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从产生、壮大直到占主导地位，优越性就会有所体现，容许生产力以旧制度所不可能有的速度发展。
历史证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的发展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快，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五一年，苏联工业生产增长了十一点七倍；而在这期间，美国只增长了一倍，英国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法国增长了百分之四。我国一九四九年建国的时候，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经济落后、破败不堪的烂摊子。但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种种措施，社会主义经济经过不到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在这个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其中工业百分之十八，农业百分之四点五。这充分说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无比优越性。
至于我国经济发展上出现过的两次大曲折，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出现过三年的经济困难，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前的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后来甚至濒于崩溃的边缘。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前者是由于我们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也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后者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用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总之，这两次大曲折，虽然性质不同，都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正是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恶果。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样的曲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始终一贯地和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呢？
一种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提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通过人们的努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会自发地到来，要靠人们认识客观经济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来争取。我们所以会发生曲折，主要是旧社会历史长时期遗留下来的影响，妨碍我们始终一贯地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首先，是由于我国在解放前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生产的势力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比较强大，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小生产和封建主义的种种落后习惯和势力还是长久地多方面地存在着，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的迅速发展。其次，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要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因此，当我们主观不能符合客观，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会出现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如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的曲折。第三，在我国现阶段，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虽然已经消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各种阶级敌人力图在中国复辟旧制度，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原则和制度，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就是如此。这就告诉我们，要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始终一贯地和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就必须消除旧社会的影响，在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的同时，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特别是消除小生产和封建主义的种种落后习惯势力，提高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也只有这样，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三十年来，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经过两次曲折，但是由于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得到过的进步。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毫无疑问，经过相当时间的努力，我们将以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苏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