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象美国、日本等，他们加强社会读书活动的做法(尽管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出版商追逐利润的要求)，有一些是我们很可以借鉴的。他们用这种办法推广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以加强他们的社会体制，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办法推广无产阶级的出版物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广泛的革命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别人的做法常常大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
这些做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广泛、大量地出版书籍，普设销售点，大出普及本，树立某些报刊书评的权威，奖励新人的优秀之作，定期公布全国畅销书目，努力扩大影响，等等。
这里想来谈谈定期公布全国畅销书目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从美国的通讯中，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出版商周刊》等每周都登载“最佳畅销书目”，长期畅销不衰的书，名字也就不断在这些书目栏里出现。一年终了，又再统计刊登“全年最佳畅销书目”。这种做法，在若干程度上反映了广大读者对书籍的评价，可以引起其他人们的关心，促进书籍的销行，也在若干程度上鼓励了优秀之作。
资本主义世界受人欢迎的书，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一般总可以大体知道它的销行数字。象美国出版的《教父》，总计销行了一千多万册，《爱情故事》销行了八百万册；《荆棘岛》，销行了五六百万册。日本的小说《日本沉没》，销行了八百万册。各种畅销书籍的销行数，人们一般总是知道的。
销行数比印制数更能够真正反映一本书在读者中产生影响的程度。书印好了，如果有大量积压，长期躺在仓库和书架上睡大觉，那么，印数尽管多，实际上并不能说明它的真正影响。销行数就不同了，不是由公家购买赠送，而是由读者自己掏钱购买的书籍，如果畅销了，是真正反映了它在读者之间影响的程度的。
我国的出版物，有不少是在扉页或书末登出了印数或汇计印数的。但近年来，好些书籍，因为种种原因(例如纸张缺乏，印数较少，或者以前的印数没有准确统计，等等)，这项数字有时竟被省去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状况，人们对于好些书籍的印数，影影绰绰，而对于它的真正的销行量，就更是模模糊糊了。
我觉得这种状况不够好，不但书籍一般都应该标明它们的初版印数或汇计印数，而且，最好还能够在影响广泛的报刊上，定期公布畅销书目。(虽然不需要每周，每月都这样做，但半年，一年公布一次该是可以的吧？)这样做有许多好处。
也许有人说，现在由于纸张供应比较紧张，好些优秀书籍并不能大量印刷，充分供应，为了保证以有限的纸张出版多种的书籍，常常不得不削减畅销书的印数，腾出纸张来印其他的书。因此，从发行数字上有时已经看不出一本书真正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是有相当道理的。但是，即使如此，公布畅销书目的意义并不致因此就完全消失。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书，在这种情形下，有不少仍然能够“脱颖而出”。再说，纸张供应紧张毕竟是一时现象，迟早总是要克服的。而且，目前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批评。如果大量削减畅销书的印数腾出纸张来印有相当价值的书，那还有若干道理，如果印的是质量平庸、可有可无的书，那就等于不顾读者的迫切要求而去印刷滥竽充数的滞销的书籍了。就是在纸张供应偏紧的情形下，这种做法也是大有可以商讨改进之处的。
定期公布畅销书目，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帮助广大读者，知彼知己，把自己的状况和一些资本主义工业国进行比较，既知道我们已经达到的成就，也知道我们和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的距离。
和解放前比较，我国的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旧上海一般新书只印两千本左右，象茅盾的《子夜》，算是畅销书了，在旧时代也不过先后印行了一万册的样子。我们现在已经把这样的纪录远远抛在后头，初版的文学书籍印行一二十万本毫不稀奇了。从书籍的初版印数来说，我们已经超过了好些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印行一二十万本的书就算是畅销书，可以列入每年的畅销书目。一九七八年美国名列第一的畅销小说《契沙比克》，销行了八十五万多册。这样的数字，我们看起来，并不稀奇。日本许多书的初版印数，也大抵只是几千本。两相比较，我们有我们进展很快的一面。但是在出书种数上，在最畅销书的历年汇计印数方面(美、日都达到千万上下的纪录)，我们仍然远远落在她们后面；如果加上人口比例来计算，我们的差距就更大。定期公布我国的畅销书目，逐年和自己比较，也逐年和人家比较，有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既增强信心，也努力缩短和人家的差距。
定期公布畅销书目，还可以帮助读者注意选择优秀书籍。广大读者的眼光是锐利的。一本优秀著作出版了，总是很快就能够为读者所发现，并且因而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以至于传遍遐迩。但是，尽管这样，住在较偏僻地方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买到书籍的人，和“读书界”较少接触的人，对于一本很受欢迎的好书，茫然不知的难免依旧大有人在。公布畅销书目，再加上增强书评工作，就可以帮助这部分读者多知道几本好书，从而，也就可以扩大优秀读物的影响。
这样做，也可以给优秀读物的作者以精神的鼓励。对于著述工作者，适当的物质鼓励是需要的但是总应该以精神鼓励为主。一个作者辛勤劳动，写成的书受到社会的欢迎，列名畅销书目之内；这对于他自己以至其他的作者，都有相当的激励作用。
这样做，也还可以推进出版社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如果定期公布各类书籍的畅销书目，榜上有名的出版社自然光彩些，而对于年复一年，总是榜上无名的出版社，也是一种批判和刺激。对于若干老气横秋的出版社(如果它存在的话)，批判和刺激它一下，不是很好么！
这样做，也还可以帮助批评界了解读者的心理和觉察出版的问题。如果最畅销的书目都反映了读者严肃认真的选择，这自然很好。如果除了反映这一方面的状况以外，也还反映了某一部分读者在选择读物时存在的缺陷，批评界不是很可以就此展开批评和讨论，进而帮助某一部分的读者和作者么！
…………
因此，定期公布各类读物的畅销书目，我以为是一种可以试行的办法。解放以来，平均主义思想常常在各个领域作祟，“干不干，一斤半”。“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的事情常常出现，甚而还有人因而滋长了“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怪观念。这很打击了某些认真做事的人的情绪，也很鼓励了懒汉和善于混日子的人。反正一有什么鼓励，就难免有什么单位和个人要突出一些，提到物质和精神鼓励，就总有一些人要跳出来反对，以为突出了什么什么个人。这种冒充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干不干，一斤半”思想，是我们各方面事业前进途中的拦路虎，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得把这样的拦路虎轰跑才行。因此，奖勤罚懒，扬优抑劣的精神，应该贯彻到各个领域去。在出版事业方面，也应该贯彻这种精神，并且认真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才好。
1979，6，17，北京
编者附记：我们支持秦牧同志的建议。怎样做，当然还可以商讨。规定的学习文件，销售量大，但恐不宜列入畅销书目。高级的学术著作，读者面狭，应另有畅销标准。
秦牧
这样的提法不恰当
编辑同志：
你刊第一期刊登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是一篇思想解放的文章。但我总觉得“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尽恰当。
李洪林同志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但是毛泽东同志还说过这样的话：“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蒋介石的书，我们的出版社不见出版，新华书店不见出售，图书馆不见借阅。这类书大概属于“禁书”吧。李洪林同志的文章也写着：“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我们总不能心安理得地去读这种书吧。
其次是禁书的必要。从古到今，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他们都禁过书。他们为什么要禁书？概括的说，就是为了巩固其政权。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岂可不分书的好坏，给一切坏书也大开绿灯，让错误的思想、让毒草自由泛滥？打倒了四人帮，我们把四人帮禁锢的书开放了，这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拯救和发展我国的文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不利于四个现代化，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坏书，必须禁止。这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我们的禁止对象与蒋介石、四人帮不同，禁止的范围也缩小得多。
禁书如禁鸦片。尽管鸦片有其药用价值，也不能开禁。坏书尽管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所以我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是不尽恰当的。
读者来信
白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