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感想是这毕竟还是一个萌芽，从普及的意义上来说，恐怕还仅仅是个开始。因为阿瑟·密勒在《大西洋月刊》访华长文《在中国》中曾经谈到他在南京碰到的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竟不知道斯坦贝克和福克纳为何许人！当然这也许是碰巧的个别现象，因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雷·瓦尔特斯却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他所遇到的大学英语系学生无不知道这两位美国作家！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还是证明我上述的看法：国内不是没有研究或阅读美国当代文学的学者和学生，只是面不够普及而已。
由此而产生的第三点感想就是：《读书》第二期一篇笔谈写得好：当代的也要“拿来”。特别是看到国内还在介绍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和司各特的《艾凡赫》，更有此感觉，仿佛回到了四、五十年前自己幼时刚刚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时代。象巴尔扎克、王尔德这样文学史上的名作家固然应该介绍(如今美国大学里连他们的课也不开了，这样一种对古典作品的否定态度也未免太“虚无主义”了)，但是如果介绍外国文学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落后的阶段，跟当前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距也未免太远了。
介绍外国文学，当然不是为了赶时髦，何况当代的许多作家和作品，特别是一些流行作家和作品，畅销一时，未必有长远价值。但是一些有长远价值的作品，的确反映了现实生活，对于了解产生这种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是用形象的手段补充了你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学术著作所无法生动感受的不足。
正如我由于三十多年不接触国内文学作品，对国内生活深深感到生疏一样(比如最近读到《伤痕》等短篇小说，对于有些新名词，如“唯成份论”和“唯生产力论”就瞠目不知所解)，你如不接触美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阅读用英语写的其他文章时，有时甚至也会感到困难。生活产生艺术，艺术反过来也影响生活。当代英语中就吸收了不少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事件或辞汇，作为修辞表达的手段，而这在一般辞典中往往是找不到的。也许由于流行日广，后来得到辞典的承认，作为一个新辞而收了进去；也许流行一阵子又为人所淡忘而被淘汰了。
比如前一阵子流行的Catch-22就是一个例子。这本来是当代作家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生活小说的书名。如今在英语中已作为自相矛盾的难题解。你如不知这部作品，在别的文章中遇到这个词，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由于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在英语中也成了比喻手段。这在任何那个国家的语言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文学中的“林妹妹”(林黛玉)就是一种多愁善感的女子形象。英语中这样的例子不少，而且也不限于英语文学作品，例如天真的游侠骑士唐·吉诃德、山中一梦人间已一世的里普·凡·温克尔等。但是在当代英语中，这些文学形象作为比喻手段已逐渐让位于当代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了。前不久看到国内寄来的斯诺夫人《我热爱中国》译本，写到她在法国找房子，称之为“华尔特·密蒂式的探寻”。这也是一个例子。按华尔特·密蒂是美国当代幽默大师詹姆斯·瑟伯(前几年已故)笔下的人物，此公喜欢做白日梦。斯诺夫人借此来喻自己找房子乃是兴之所至、不切实际的事。
我记得上次通讯中曾提到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作者)最佳的作品还是他初期的《该隐号叛舰》，其中刻划了一个刚愎自用的舰长奎格，可谓入木三分。有人就把尼克松比喻为奎格舰长，比如《纽约时报》书评谈及尼克松一些左右手写的回忆录时说：“尼克松是通过他的下属的眼光给我们看到的，他们自己则要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忠心爱国人士，只是上了一个奎格式说谎者的当。”你如没有读过那本小说，就不知这里“奎格式”指的是什么了。
美国前参议员富布赖特谈到美国国内政治趋向时曾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发生五月里的七天。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采取明智行动，这就很可能。”所谓“五月里的七天”也是一部六十年代流行的政治小说的书名，讲的是美国出现七天的军事政变，如今这个书名已成为假想中的美国军事政变的同义词了。
我稍举以上少数几个例子，无非说明介绍美国当代文学之必要，这不仅仅限于文学意义，也有其他方面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的意义，哪怕是仅仅为了学英语，也有此必要。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