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工作过的老同志，都一定记得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这些地方读书会活动是很开展的。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这种组织像雨后春笋那样地发展了起来。这种现象有它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一下子打破了国民党统治区使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很多原先还在埋头读书或者只顾谋生的青年，看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他们迫切要求用对社会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为适应广大青年的这种要求，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和进步的“文化人”，写了不少文章，翻译了、写了不少书，办起了不少刊物，来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同时许多革命组织又通过读书会的形式把青年组织起来读这些书刊。一本书，一本杂志，大家在一起议论，认识就比较深刻了。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出版的这些书刊的作用是不会发挥得那么充分的。那两年的实践表明，“读书会”是集体学习的一个好形式。
　　当时，大多数的读书会是由各式各样青年团体组织成立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各地方队部、各地的学联、各种职业青年组织等等都进行了这样的活动。参加读书会的人，是自愿的，是自由结合的。读什么，怎么读，也是参加者按照自己的愿望决定的。因此学习的效果比较好。许多同志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那样的读书会里受到了启蒙的教育，也在那样的读书会结识了许多朋友，以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战斗的友谊。还有些组织，名义上并不叫读书会，实际上也是组织起来读书。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上海参加艾思奇等同志发起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它的成员大约二十多人，现在记得清楚的还有章汉夫、廖庶谦、孙克定、陈<SPS=0841>如、李光、钱保功等同志。这个研究会主要活动也是读书。我们就曾选了一本苏联果林斯基写的《自然科学新论》，在法租界震旦中学的教室里一连开过几次会学习。
　　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并没有组织象上海、北平等城市青年们的读书会，但是有好几个单位，采用定期开会读书的办法进行干部学习。我认为也可以把这样的会称之为读书会。我参加过一个陈云同志亲自主持的读书的会。参加这个会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在中组部的一个窑洞里，每星期开一次会。参加会的人除中组部的同志外，也有少数外单位的人。一九四○年我在这个组里读完了一本艾思奇、吴亮平合写的《唯物史观》。每次开会时，先是陈云同志念一段书，然后大家议论，谈得差不多，再念下一段，接着再议论。这个读书会在陈云同志的启发下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在这个组里学习，我觉得很有收获，所以至今很怀念这个读书会。
　　差不多同时，我还参加了张闻天同志在中宣部亲自主持的一个读书会。到会读书的外单位的人比陈云同志主持的那个会多。这个会是在延安蓝家坪山下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开的。我在这个读书会里，读过一本米丁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会的开法不是在会上一段一段地念，而是指定下次要读这本书某一章，让大家先看，开会时大家发言。在张闻天同志的启发下，讨论也很生动活泼。
　　除此之外，张如心、何思敬等同志在八路军军政学院组织了一个《资本论》读书小组。这个读书会我也参加过多次。当时我在中央青委机关工作，不算忙，所以上面几个读书会我都参加了。此外，在延安当时浓厚的学习空气下，还会有别的读书会，不过因为我没有参加，现在也就记不清楚了。
　　受到这些读书会的影响，我在中央青委也发起组织了一个学习《反杜林论》的读书会。徐特立、艾思奇、何思敬，还有许多同志都参加。徐老那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每次都骑马从南门外赶到延安大砭沟中山图书馆来。这个会的开法，是每次开会前先由我负责根据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对译文进行校对，对译文没有把恩格斯或杜林原意表达清楚的地方作介绍，然后根据事先拟好的讨论提纲发言。我校对过的译文，在战争期间丢失了，但是这种提纲现在我还保留着几份，可以说是纪念品了。象我这样许多二十多岁的青年，和徐特立这样的革命老前辈和何思敬、艾思奇比较年长一点的同志完全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进行热烈争论，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时的延安不像后来讲辈份，讲资格。
　　把我在上海等地和在延安这一段的读书生活，和这几年我们的机关学习相比，觉得读书会的方式比按照行政机构、行政层次来划分学习组的办法要好得多。采用后面这种办法，不管你有没有读这本书的兴趣，硬要大家读同一本书；或者不管这个小组的人是不是谈得起来，硬要把他们凑在一起。试问这样的集体学习的方式，怎么能把书读好呢？本来有相同读书要求而文化理论水平相当的人如果能够在一起学习，一定可以学得比较好。可是往往因为不在一个单位，甚至因为不在一个小单位，就不能聚集在一起学习。有的书比较专门，如果局限在一个单位里，有时根本找不到可以组织在一起进行讨论的人。把人机械地按行政机构分割开来学习的做法，应该说是同正确地运用客观认识规律的要求是根本违背的。我认为应该考虑改变现在一般的做法，组织成千上万个读书会，积极开展读书活动。这样做有利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普及科学文化常识。这样的读书会，可以由各单位组织。在一个人数多的单位(例如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国家机关、经济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等等)应该在整个单位的范围内按照自愿原则组织读书会，不再按行政机构层层建立学习小组，并且可以吸收外单位的人参加。当然也可以由几个单位联合组织读书会。这样的读书会也可以由学术机关、学术团体来组织，或者按照要读的某一本书来组织这本书的读书会，也可以按照某一个问题、某一个领域组织读若干本书若干刊物的读书会。学术机关、学术团体组织的读书会参加的人不以本单位的人为主体，而应该面向所在的整个城市。读书会和研究会不同，研究会主要是研究新问题，带有提高的性质。而读书会为的是学习，带有普及的性质。在有关普及协会没有组织起来之前，研究会也应该关心普及工作，应该把组织读书会的工作抓起来。这样的读书会，可以由出版社和编辑部组织。通过组织这种读书会就可以直接听到读者对书刊的意见，同时能比较好地发挥自己所出的书刊的作用。我认为读书会是出版社、刊物编辑部联系群众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很可以试一试，看看能够收到怎样的效果。
　　最后附带说一下，在《读书》创刊前编辑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我讲了上面写的这些意见。当时大家都很赞成，有同志还提出，这个刊物的名称可否就叫《读书会》。那天还提了一些别的刊名，研究的结果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刊名最后确定为《读书》。最近，我想了想，这个意见虽然在座谈会上讲过，还是应该写一篇短文，直接向《读书》的读者谈谈我的这个想法。

于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