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原来通行的版本是毛氏汲古阁本(《四部丛刊》本即据毛本)，毛本是用元刻本再根据宋本雠正的。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行世。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标点校勘本，则是以影宋本为底本，用汲古阁本校勘的，还参校了有关各史乐志、作家的本集、《玉台新咏》和它的《考异》、《唐文粹》、《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古乐府》、《诗纪》、《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人选唐诗》、《全唐诗》等，改正了一些脱误，调整了个别歌辞的次序，适当统一了原目录与正文的某些不相符合之处，大都作了简明的校记。书后并附有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全书由余冠英审核定稿，可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乐府诗集》是一部总括乐府歌辞最完备的总集，是研究乐府诗及其发展史的最重要的书籍。乐府诗是一种合乐的歌辞。这个名称产生于汉代。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为了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专门设立了一个掌管音乐的机构，叫做乐府。由这个机构收集的贵族文人制作的颂诗乐章和从各地采集来的民歌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乐府诗集》共收两千多个题目的作品，上起唐虞，下迄五代，有贵族制作的，有民间采集的，有国外输入的(鼓吹、横吹)，有隋唐以后的新曲。郭茂倩收集作品的尺度较宽，不论是创制的乐府，还是模拟的篇章，也不论是合乐的，还是不合乐的，都采集了。
《乐府诗集》共分为十二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这十二类的分法，在当时是比较概括而不繁琐的，也常被后人沿用，但也有可商榷的地方。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早已指出。
尽管如此，《乐府诗集》还是一部最完备的乐府总集。它不仅保存了极丰富的乐府诗，还在编撰体例上自成一家。郭氏在每类乐府诗的前面写有题解，对歌辞、曲题的源流、内容、特色等都有详细精当的论述。每个曲题，又以古辞居前，拟作居后，使人便于考查乐府的流变。其古辞又多前列本辞，后列入乐所改之辞，使人便于考知乐府的声调。其声辞合写不可训访者，也都在题下注明。这些都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方便。
英国《宪章运动史》，R.G.甘米奇著，439页。苏公隽译，张自谋校，商务印书馆将出。
英国宪章运动曾被列宁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37年，木匠洛维特创立的“伦敦工人协会”拟订了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六点要求，称作“人民宪章”。这个宪章立即获得了英国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热烈支持。他们为了争取人民宪章的实现，在全国各地城镇经常举行集会、游行、罢工和暴动，一次集会往往多达数十万人。他们还成立了“全国宪章协会”，规定入会者必须签署志愿书、缴纳会费和参加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活动。到1841年，全国各大城镇有二百多个宪章协会分会。这个协会被恩格斯称作“我们时代的第一个工人政党”。宪章运动与同时代的法国里昂起义和德国西西里职工起义一样，显示了无产阶级已日益觉醒，从过去自发聚集起来进行诸如捣毁机器之类的斗争，发展到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争了。
作者甘米奇是个制鞋工人，后来行医。他十七岁时参加工人协会，不久就积极从事宪章运动，曾担任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这部著作脱稿于运动晚期的1854年，是第一部关于宪章运动的专著。书中记载事件较详，还随着事件的发展穿插描写运动的领导人及其他代表人物的事迹。许多内容是作者的回忆，同时也辅以收集到的各种材料。
但是应当指出，此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几乎没有谈到科学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运动的接触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宪章运动的相互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并积极支持英国工人阶级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斗争，他们与这个运动的许多活动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们为这个运动的许多刊物写文章，向运动提供指导和帮助，灌注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们也以宪章运动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此书的这个缺陷并不是由于作者的偶然忽略，而主要是他的基本观点造成的。甘米奇属于宪章运动中的温和派，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由于同样的原因，作者也不能正确评价整个运动，对于有些人物，特别是革命左派乔治·哈尼等人的评价也欠公允。
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所依据的原书是1894年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布朗与布朗出版社的校订本。其时作者已去世六年，校订工作是由别人做的。
《日本经济统计的读法和用法》，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通产省、劳动省共同编写，载1975年日本《东洋经济统计年鉴》，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将出。
研究世界经济发展情况，需要利用各国的经济统计资料，这就要了解和掌握它们编制经济指数的方法，以便进行具体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便于我国经济研究工作者了解资本主义各国，主要是美、英、法、德等国计算三大指数(价格指数、物量指数、劳动生产率指数)的历史、现状和编制方法，商务印书馆已在1978年将苏联学者谢·米·尼基京编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指数》一书组译出版，现又选译《日本经济统计的读法和用法》，供研究日本经济参考。本书概括地介绍了日本现行各项经济统计的内容，计分以下九类：结构统计·预测调查、财政、金融、股票、物价、劳动、家计·消费、产业活动、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每一类又分若干项，共七十三项，包括了可以说明日本国民经济动态的主要经济指数、指标和调查统计等等。书中还简要地叙述了各项经济统计的用法和利用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注明了经济统计的编制单位、沿革、发表刊物以及基本编制方法。书末附有“海外统计”，简略地介绍了联合国及欧美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经济统计的用法。
从本书可以看出，日本经济统计在若干方面沿用了欧美一些国家的编制方法，例如书中列举的“产业连关表”，即美国学者瓦·里昂惕夫首倡的“投入产出表”，是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在搜集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编制的一定时期的棋盘式平衡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采用，本书介绍了它的几种形式中目前流行于日本的一种。但日本经济指数的分类也有其特点，例如工业生产指数按产品用途分组，大体划分为生产财·资本财和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前者基本上属于第一部类，后者属于第二部类。
日本现行和经济统计分组把商业、金融保险以至国家机构等都列为生产部门，把宗教、教育事业统统列入“服务业”，显然混淆了物质生产领域同非生产领域等方面的原则界限。在编制消费物价指数时，把劳动人民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动态同资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高级消费品价格动态放在一个指数里，撇开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比奢侈品、高级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得多的事实，从而人为地压低了物价的实际上涨幅度和劳动人民受害的严重程度。如此等等，明显地反映了日本经济统计的编制目的及其理论依据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及编制方法上的混乱和谬误，本书都当作“当然合理”的东西加以介绍。
为方便我国读者，译者除对某些译文加上必要的脚注外，另行编译了“日本官方统计机构图”、“日本主要统计刊物一览表”、“日本标准产业分类要目”等三个资料，作为附录。
《乔治·桑的双重生活》(The Dou－ble Life of George Sand)，莱尼·怀因格顿(Renee Winegarten)，美国基础书店(Basic Books)出版，15美元。
法国十九世纪女作家乔治·桑，原名奥娥·杜冰(Aurore Du－pin)，很早就女扮男装，穿着西装长裤，口含纸烟，出入在巴黎的社交场合，而且一个继一个地更换情人，但却勤于写作，在十九世纪保守的社会里，开创了文学生涯。过去有不少人写过她的传记，怀因格顿女士最新完成的一本，却公开了她的另一面——一个女人的私生活，进而探索乔治·桑在自我探索的不断斗争中，来“了解她作为一个女性和人类的一员”的所作所为。过去的传记作家，往往把她视为浪漫主义困惑的一个代表人物；而怀因格顿女士则暴露了她的存在主义和女性的错综复杂问题。《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评介本书的作者史贝克斯说：“即使到她(乔治·桑)死后两个世纪，也还能从她身上找出流行的题材来，而且还能引人注意”。
乔治·桑出身在一个贵族后裔的军人家庭里，母亲则门楣比较贫贱。早年丧父后，即同她母亲经常不和，一度入修道院过宗教生活，由于生来缺乏恒心，不久即失却宗教热诚，回复世俗生活。她十七岁即与一个男爵的私生子杜德万少尉结婚，先后生了一男一女。但婚后不久即发生风流韵事，同时用笔名乔治·桑从事文学创作，过着愈来愈反常规的社交生活。离婚后，曾和亚弗雷·默塞发生关系，不久又和流亡法国的伟大音乐家肖邦同居，引起巴黎上层社会的极大反响。她曾短时期参加政治活动，利用她在上层社会的影响，为一些政治犯呼吁正义。四十岁后，她又选择了一个比她年轻十三岁、社会地位远不及她的男人同居，二人共同生活达十五年之久。凡此种种，都不能中止她的写作生活，直到她七十二岁逝世，这位卓越的女作家才放下了她的彩笔。
这样一位当时风糜一时，不可一世的女作家，根据怀因格顿女士的研究，她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她虽然经历了不少风流韵事，可给她的幸福却并不多。首先那个默塞先生是个虐待狂者，因此加给她无数的苦恼。其后与肖邦的遭遇中，正是这位音乐家病势日重，既要求母爱和照料，又需要感情上的鼓励的时候。在乔治·桑和她女儿激烈冲突直到决裂，肖邦都是站在她女儿的一边来反对她，甚至到她与世长辞时，母女也未得到言归于好。这件事一直折磨了乔治·桑。
在她的时代里，乔治·桑虽然从不缺乏文学界和浪漫主义的友人和伴侣，可是总不能满足她的内心渴求。怀因格顿女士对乔治·桑的内心渴求作了心理分析，认为她一生都在追索少女时代风流倜傥年轻父亲的形象和新版(New Version)，她也需一位更完美的母亲的母爱，来满足她的母女之情。她毕生为企图冲破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进行斗争。这一些，都被解释为乔治·桑的一种自我探索的依据。
作者怀因格顿女士在这本传记中提出的依据，特别对乔治·桑这样一位多才丰产的女作家的个性中究竟有否几重性的问题，发人深思。从乔治·桑的生活来看，她始终如一坚持男性的外相(模拟男性的生活习惯和风度)，却又处处露出女性的本能，这是矛盾的。在和肖邦的一段生活中，她长期显示自己的母性关怀，这一点不能为她和子女的不融洽而予以抹杀。尤其在她晚年，更处处突出母性的慈祥和同情，简直成了一位“共性”的“良母”。乔治·桑在和友人通讯中，也深自谴责自己过于倾向“男性作为”，和自认选择艺术家为生活伴侣的不智。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一个女人如果失却了女性，就是失却了一切优秀的品质。”她暗示：她之所以公开扮演男性典型的女人，正是她向世俗社会的一种反抗。
史贝克斯评论这本传记说，作者(怀因格顿女士)没有很好阐发乔治。桑渴求自由的一面，而过分强调了乔治·桑作为一个女人所付出的痛苦代价，是传记的一个缺点。
《约塞夫·康拉德生活的三个阶段》(Joseph Conrad，The Three Lives)，弗雷德列克·R·卡尔(Fre－deric R.Karl)著，美国法雷、斯特劳与吉洛(Farrar，Straus and Girous)书店出版，25美元。
约塞夫·康拉德(1857—1924)是英国小说家，以写海洋生活闻名于世。他的作品有《吉姆爷》(Lord Jim)、《青春》(Youth)、《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诺斯特罗莫》(Nostromo)等，其中以《吉姆爷》最为驰名。
传记的作者卡尔，著有《狄更斯与现实》(Dickens and Reality)等书，又是个研究康拉德的专家，现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国文学。
传记作者卡尔把康拉德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出生到十六岁。康拉德生于波兰乌克兰地方，正值波兰受帝俄统治时期。康拉德七岁丧母，十一岁丧父。他的父亲亚波罗是波兰的爱国诗人，波兰爱国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也启发了康拉德要继承父业的责任感。父亲死后，康拉德就由其舅父鲍勃隆斯基抚养。鲍勃隆斯基是个学者，但属于保守派。康拉德在十岁前就广泛阅读雨果、狄更斯、塞凡提斯等人的作品，并深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他从小学习法语，到二十岁时才开始学习英语。他舅父虽然供给康拉德以高等教育，但却未能阻止他选择航海流浪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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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第二阶段生活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十七岁时离开波兰到法国马赛谋生。当时他的思想一方面背叛他父亲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又抗拒舅父所奉行的拜伦式的浪漫主义和谨小慎微的处世哲学。他热衷于流浪生活，于是出走马赛，但这次出走却未能解决他思想上的矛盾。
他离开法国开始过自我放逐的生涯，最初四年中，由于在旅途中结识了各种思想倾向的人物，思想还比较混乱。他一方面与法国的保皇派为友，一方面又为西班牙的革命党人偷运军火。至1878年因为负债累累而自杀未遂。以后又流浪到英国，热衷于英国生活，并从伦敦出发作太平洋与远东的航行，远达婆罗洲、马来亚、新加坡及曼谷等地，广泛收集材料，作为日后写作生涯的准备。最后他担任一艘比利时船的船长，作刚果的旅行。这一阶段康拉德一直写日记，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个流浪汉的沉思和对于殖民地人民所受苦难的同情。康拉德的日记，最近也由美国双日书店(Doubleday of Co.)出版，书名为《刚果日记及佚文集》(Congo Diary and Other Uncollected pieces)，由纳德(Z.Najder)编辑成书。
卡尔在这本传记中分析康拉德刚果之行，打击了他青年时代的热情，而使他成为虚无主义者，并认为康拉德早期所受福楼拜、玛拉美和象征派的影响，甚于英国的浪漫主义和美国的亨利·詹姆斯，特别是法国文学使他沉浸于“空虚”、“冷漠”和“边缘之感”，比现代的卡夫卡(Kafka)和勃克特(Bechett)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所造成的头十年的混乱日子里，使康拉德又受到推崇。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中，约翰·罗玛诺(John Romano)评卡尔此书时，说卡尔写传记时忽略了康拉德对于社会生活和他的同情性的一面，因此使读者难以解释为什么康拉德能自一个孤独的航海者终于成为一个热情的作者，如果不是由于他最后获得了共鸣者和知音者的话。但罗玛诺认为卡尔所写的传记还是一部成功之作，作者对康拉德有深湛的理解并写出了康拉德的标准生活史。特别在叙述康拉德与亨利·詹姆斯，福德·默杜克斯·福德，H.G.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和纪德的文学交往，比谁都阐明入理，尤其是有关纪德一章中，有不少新的材料，是前所未见的，使这部传记不仅成为研究康拉德文学事业的重点著作，而且也是研究康拉德同时代的文学生活的一部作品。
《D.H.劳伦斯的噩梦》(D.H.Lawrencés Nightmare)，保尔·德拉尼(Paul Delaney)著，美国基础书店(Basic Books)出版，15.95美元。
德拉尼这本有关英国文豪劳伦斯的传记是专门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劳伦斯及其交往友人的事迹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劳伦斯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但此时他已出版了《儿子们和情人们》(Sons and Lovers)一书，使他在英国文坛上获得了重要地位。因为在这本小说中，劳伦斯把英国的工人阶级生活作为题材，甚至狄更斯与吉辛(Gissing)也没有他那种对于工人生活的熟悉和权威。
当时，虽然劳伦斯还只是个以传统形式来写小说的作家，还不象他日后之成为一个艺术预言家，但是他对于生活困惑不解，而且不满于现实。第一次大战正是他一生中的危机和噩梦的年代，由于他所写的《虹》(Rainbow)和《热爱中的女性》(Women in Love)不能在英国出版，他在经济上陷于破产，靠朋友接济生活，但精神上则是他一个复苏的时期。
他为了摆脱战争的陷阱，计划在美国弗罗里达州西部海岸组织一个不超过二十人的集体社会，作为试验。这个社会不牵涉到钱财，对于生活的必需品则采取所谓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他邀请青年作家阿尔达斯·赫胥黎，女作家凯塞玲·曼斯菲尔德，以及曾经和他论战过的小说家E.M.福斯特和哲学家罗素等参加，但当这些知识分子聚集讨论时，却相互进行了尖锐的争论，终于不欢而散。但是他们还是赞许劳伦斯的才能。1915年劳伦斯思想有了转变，由于乌托邦生活实验计划的失败，他变成一个孤独的内省的人，企图把精神与肉体统一起来，并称之为“个人的乌托邦生活”，从这种生活中得到拯救。这一思想事实上早已在小说《虹》有所阐发。《虹》之所以被弃出版，据说由于风化与泄密问题，因此，造成了劳伦斯精神与物质上的危机。德拉尼说，劳伦斯虽然受到了战争与生活中的打击，但他还是一位二十世纪中少数几个敢于站出来与英国的一批“野蛮”学者进行斗争的作者之一。上面便是本书作者德拉尼对于劳伦斯的评价。
但是与这批“野蛮”学者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劳伦斯以后写了《查泰莱夫人的情夫》(Lady Charter－ly’s Love)，仍然遭到禁止出版。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英国的《企鹅丛书》首次在英国公开出版这本书，马上又有一批伪善者和卫道士出来，功击此书诲淫，要求禁止发行，并告到法院。《企鹅丛书》征集世界有名的文学家证明这本小说中所写有关爱情行为的章节是艺术的描绘，绝对不是什么诲淫的文字，最后获得胜诉，还得到了一笔七十五万英镑的赔款。
《苏莎》(Shosha)，艾萨克·巴什维·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著，美国法雷，斯特劳与吉洛(Far－rar，Straus and Girous)书店出版，8.95美元。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艾.巴·辛格自1972年出版《仇人，一个恋爱故事》(Enemies，A Love Story)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自述这部新小说是“一些独特性格在一个独特环境中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30年的华沙(波兰)，当时正是希特勒日益得势的时候。小说的主人翁阿龙·格雷定格尔，小名为楚雪克，是个青年作家。他周围有些过着波希米生活的朋友，主要的是笔会会员莫里斯·费特松博士，在楚雪克生活濒于绝境时，介绍他认识了一位美国百万富翁，萨姆·德雷曼及其情妇贝蒂·斯罗宁。这个美国富翁为了捧自己情妇的场，决定支助楚雪克正在写作的剧本，让贝蒂主演。这样楚雪克的生活就变成绝处逢生了。故事的大部分描写楚雪克与四个女人的关系；钦佩他才能的贝蒂，费特松博士的女友西丽亚，他寓所中的使女自乡间来的特克拉，马克思主义者杜蕾。有个春天，他和贝蒂漫步克罗契玛纳街头，发现他儿时的女友苏莎还没有出嫁，因此重续旧情，并和这个生来就是侏儒的苏莎结了婚。作者在这个楚雪克的悲剧中圆满地写出了人类性格中不可预测的变化，自我谴责和幽默感。
彼得·R·泼利斯柯特在《新闻周刊》所撰书评，说“辛格……比其它当代作家更擅于使用艺术和热情来处理人类的尊严、神秘性和生活的无穷欢乐。”“他写到了所有重要的命题：善与恶，信仰与怀疑，行动与思索，幻想的性质与肉体的享乐。”
《纳布考夫与威尔逊的通讯》(The Nabokov－Wilson Letters)，哈潘和劳(Harper And Row)书店出版，346页。
这本书是美国文坛二个巨人的通讯，时间包括1940年至1971年，编集者名西蒙卡林斯基(SimoKarlinsky)。纳布考夫全名佛拉地米(Vladimir).纳布考夫。于1899年出生帝俄，于1989年来美，曾在康乃尔大学当欧洲文学教授。纳氏出生贵族，精通数国文字，英俄文的写作都受赞许，有时自己翻译本人的俄文著作。最出名的小说有《洛丽泰》(Lolita)，《灰色的火》(Pale Fire)。于1977年在瑞士逝世。
威尔逊当然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爱德门(Edmund)·威尔逊(1895—1972)。这二位文学巨人，都精通数国文字，互相企羡，交了多年朋友，通信不少，但在后年因了一次笔战而伤害友情，至死没有恢复，乃是文学界一个大遗憾。
笔战开始于1965年。当时纳布考夫出版了一本附了注解的普希金的《尤金·奥尼根》(Eogene Onegin)译本，大受威尔逊批评，登在知识分子重视的《纽约书评》上。纳氏反驳，结果引起二人感情不佳。
但此通讯集共包括三十一年的书信，涉及二人的文学生涯及对其他文学巨人的评论，故颇饶兴趣。开首十五年内，二人友情极佳，信中也论及金钱问题、疾病问题等琐事。可见大作家在初度成名之时，也忧虑到普通人的负担。
编集者卡林斯基是一个俄国文学学者。
《元明杂剧中之包公案》(Crime and Punishmen t in Medieval Chinese Drama，Three Judge Pao Plays.)，乔治·海顿著(George A.Hayden)，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238页。
本书作者乔治·海顿现任南加利佛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曾于1971年以研究元明杂剧的论文获史丹福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书是他的论文的一部分。
全书共五章：
1.元明杂剧中的公案戏
2.元明杂剧中有关包公的传说
3.无名氏：《陈州粜米》(剧本英译全文)
4.无名氏：《盆儿鬼》(剧本英译全文)
5.郑廷玉：《后庭花》(剧本英译全文)
另一美国汉学家巴特里克·海南教授为此书写了前言，其中提到“犯罪与惩罚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许可以说比起西方侦探和犯罪小说全盛时期之前的 世界文学中其他主题都显得更为重要。它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这种题材可以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俗文学和口头文学中找到，而且实质上全是叙述式和戏剧式类型。这类作品反映了中国人对司法的概念，特别是对体现了伦理准则的法律的概念，以及对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的概念。……这些作品中的司法人员是卓越的官员，他身兼检察官和法官二职，有时还兼侦探的职责。情节展示了他机敏而足智多谋。除此之外，许多这类作品里还另有额外的一面，那就是把那些由于政治权势而超越法律高高在上的罪犯依法制裁。这就需要法官的刚正、勇气和机敏来把他们拉下马。这个英雄人物不仅是一个英明的法官和侦探，而且也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官员的标范。”
作者在序言中说他选择翻译了《陈州粜米》、《盆儿鬼》和《后庭花》这三出戏，是因为它们各有特色，具有讽刺的幽默和“是”战胜“非”的那股专心致志的热情，另外也因这三出典型的公案戏过去从未被译成英文，因此值得介绍给西方读者。
卷末附有一个二十七出公案剧的目录，其中包括关汉卿的《蝴蝶梦》、《窦娥冤》和《望江亭》，李潜夫的《灰栏记》和张国宾的《合汗衫》等。
书讯
一兵／陈廷祐／林／安／容／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