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远在他生前就已经被翻译成外国文字。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1925年被译成英文、法文和俄文，1928年被译成日文和德文，1930年被译成世界语，1936年又被译成捷克文。他的短篇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祝福》等，也先后被翻译成英、日、法、俄、德等种文字。但是他的作品最早在什么时候被翻译成外国文字，而且最先被译成那种文字，这就成为我近年来经常在研究的一个问题。
查《鲁迅日记》，我们只有在1925年才发现关于翻译《阿Q正传》的记载。鲁迅在1922年写的日记，当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为“孤岛”时，因许广平同志被日伪逮捕和鲁迅的手稿被查抄而丢失了，至今未曾找到，但从根据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手抄本编印的鲁迅《一九二二年日记断片》(见《鲁迅日记》下册附录)中，却发现了一条很重要的记载，即当年12月6日记有“夜以日文译自作小说一篇写讫”。鲁迅用日文翻译的“自作小说”究竟是篇什么作品呢，它曾经在什么地方发表过吗？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呢？
从现任日本樱美林大学校长清水安三的回忆文章中，知道二十年代初他在北京当牧师时，曾和鲁迅有过交往，并且翻译过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据他的回忆说：“当我把《孔乙己》翻译出来，请鲁迅看的时候，鲁迅说：‘这里错误很多，我来翻译，你作笔记。’他一边吸着烟，一边用流畅的日语给我翻译起来。此后，每逢日本的杂志社来邀稿子，他都挂电话找我去做笔记，这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了”(见1967年5月号《文艺春秋》上发表的《值得爱戴的老人》)。鲁迅“以日文译自作小说”，同清水安三所回忆的翻译《孔乙己》，是否是同一回事？还有松浦<SPS=0841>三在1931年翻译《阿Q正传》时，曾在《译者序》中说：“著者的作品，直到目前为止翻译成日本文的，除著者亲手用日语翻译的《兔和猫》之外，是不存在的”。那么，这篇《兔和猫》，是否就是鲁迅所说的“以日文译自作小说”呢？这就都成为需要一一查明的问题。
从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内好等三人合编的《鲁迅案内》(即“指南”或“手册”，1956年岩波书店出版)，我们知道在日本国内，最早被翻译成日本文的鲁迅作品，是小说《故乡》，译者姓名不详，译文刊载在1927年10月春秋社出版的由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大调和》杂志上。但在这以前，北京极东新信社为在中国居留的日本人编印的《北京周报》，在1924年就已经翻译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杂文《说胡须》。这里提到的日文《北京周报》到那里去找呢？鲁迅“以日文译自作小说一篇”，还有清水安三提到的《孔乙己》的译文，是否也会发表在《北京周报》上呢？这样就引起了我开始寻找日文《北京周报》的念头。
日文《北京周报》是种什么刊物？鲁迅和它有什么关系？
从日本的史料中，我知道日本的中国研究者饭仓照平，在1967年曾为4月号的《大安》杂志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周报>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绍介》，可惜未能找到这本刊物，但从竹内好和桥川文三编辑的《近代日本与中国》(1974年《朝日新闻》社出版)，读到饭仓照平写的另一篇介绍《北京周报》的文字，才弥补了这个遗憾，并且解决了我想要查明的问题。在日本，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藏有全套的《北京周报》，并在1964年编有《北京周报》总目录；但在我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都不齐全，可是从1923年到1924年的残缺不齐的《北京周报》中，我不仅查到了鲁迅以日文自译的小说《兔和猫》，还有《孔乙己》、《说胡须》和《中国小说史略》的译文；而且还发现了鲁迅的三篇谈话：《关于猪八戒》、《谈面子和门钱》和《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这些新发现的文字，对于研究鲁迅在二十年代初的文学活动和翻译工作，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这里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日文《北京周报》是种什么刊物。《北京周报》是由日本人藤原<SPS=1771>兄在北京创办和编辑的。藤原<SPS=1771>兄(1878—1953)为了了解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在1911年作为日本《中央新闻》的特派记者来到北京。他先在1912年3月创办了《周刊新支那》(《新中国周刊》)，1913年9月又创办了《日刊新支那》(《新中国日报》)。1921年他离开新支那社，独力创办了极东(远东)新信社。从1922年1月起，开始创办《北京周报》，自任主编兼发行人，直到1927年11月为止。此后《北京周报》由燕尘社接办，直到1930年9月为止，共出了418期。当藤原<SPS=1771>兄主编《新支那》和《北京周报》时，丸山昏迷曾任两刊的记者(1894—1924)。他原名丸山幸一郎，笔名昏迷生。他在1919年来到北京，1921年编有日文的《北京指南》，后又编有《北景胜景》的画册。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和中国文化教育界与文艺界的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1924年回国后不久即因病逝世。同时在北京从事传教工作的清水安三牧师(1891一)，在北京创办了崇贞学园，也经常为《北京周报》撰稿和担任采访的工作。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就是藤原、丸山、清水三个人，和鲁迅都经常有交往，可惜的是鲁迅在1922年写的日记全部丢失，我们现只能从1923年的日记中才发现了他们的名字。藤原<SPS=1771>兄的名字，在1923年5月8日见过一次：“上午往北大讲。见丸山及石川半山二君。晚丸山君招饮于大陆饭店，同座又有石川及藤原<SPS=1771>兄二人”(石川半山是日本《万朝报》的记者)。丸山昏迷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见过十八次，看来他和鲁迅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最早见到的是1923年1月7日：“下午丸山君来”；同月20日有“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二弟指周作人)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这里提到了丸山昏迷及清水安三。此后如4月8日有“上午丸山、细井二君来，摄一景(影)而去”；同月15日有“午丸山招饮，与爱罗(先珂)及二弟同往中央饭店”。9月1日有“下午以《呐喊》一册寄丸山”；3日有“午后得丸山信”；14日有“访丸山，不值”。11月10日和12日都有“得丸山信”的记载；14日有“丸山来并持交藤冢教授所赠(书)”。12月12日有“赠丸山以《小说史》一本”。1924年1月20日又有“下午丸山来”。清水安三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也见过三次，如1923年1月20日他参加了爱罗先珂的宴请；又如8月1日鲁迅去日本医生伊东寓治牙时：“遇清水安三君，同去加非馆小坐”。1924年5月7日又有“下午清水安三君来，不值”。从此可以猜想出，远从1922年《北京周报》创刊时起，鲁迅和他们三个人就开始了交往，这种交往持续到1924年，这也就是《北京周报》上当时刊载鲁迅的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略》的译文以及几篇谈话的原因。
《孔乙己》和《兔和猫》的译文终于发现了
在查阅了1922—1924年的《北京周报》之后，我首先从1922年6月4日出版的《北京周报》第19期上，发现了署名为“鲁迅作、仲密译”的《孔乙己》。上印中文原文，下印日文译文。文前有用“记者”名义(可能是清水安三)写的一段简介：
“《孔乙己》的作者鲁迅氏，本名周树人，现任教育部小说股主任(应为社会教育司科长——笔者)，在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在中国小说方面是最为精通的人，同时又是日本小说的绍介者，对中国小说界给予很大的影响，并为邦人(指在中国居留的日本人——笔者)广为知晓。氏很少执笔从事创作，因此作品较少，但却有此《孔乙己》等在中国小说界不可忽视的几篇作品。”(记者)
据清水安三的回忆，这篇小说是鲁迅口译由他笔录的，现署名“仲密译”。仲密是周作人的笔名，鲁迅在1922年10月写的《鸭的喜剧》小说中，曾提到过仲密君一家人。清水安三是经常出入于鲁迅和周作人家的，他这样回忆说：“鲁迅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当我访问周作人，因为没在家而要回去的时候，通常他把西厢的门帘掀开一半，露出上半身关照说：‘清水君，要是不嫌弃我的话，到我这儿谈谈可以吧？’因为他是这样的好人，又是直言不讳，无话不说的人，当我把写出的汉诗请他添削的时候，他几乎一字不漏地加以订正”(见1976年10月19日《日本经济新闻》朝刊)。据我猜想，清水安三在翻译《孔乙己》时，可能也请教过周作人，因周作人曾用“仲密”的名字为《北京周报》翻译过冰心的小说《爱的实现》和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鲁迅在发表时不愿意写是他翻译的，因此用了“仲密译”，亦未可知。
到了1923年1月1日出版的《北京周报》第47期新年特别号，发表了鲁迅的小说《兔和猫》，署名为“同人译”。小说先发表中文，后附日文翻译。小说前面印了鲁迅的照片，并附有“记者”写的较详的介绍：
“鲁迅氏本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省绍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年)赴日本，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日语两年，后去仙台医专学医，因有志于创作，边在德语协会学习，边与其令弟周作人、许寿裳(现任女高师校长)等，共同先执笔从事翻译，(明治)四十二年(1908年)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翌年归国以后，任教育部佥事，致力于社会教育。在北大及高师讲授中国小说史，亦在业余努力于翻译与创作，除与周作人氏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将于最近上梓)之外，尚有《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作)、《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作)、《桃色的云》(爱罗先珂作)等书，据传最近并将出版创作集《呐喊》。中国小说家多写作所谓家庭小说、人情小说，只有氏之创作在其中放一异彩。今年四十三岁。(照片是十余年前氏赴日本时当时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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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此创作《兔和猫》，日本文亦为氏所译”。
由于鲁迅1922年的日记已经丢失，因此无从知道鲁迅当年与藤原、清水、丸山等人交往的情况，看来鲁迅在12月6日“夜以日文译自作小说一篇”，是应《北京周报》编辑部之请，而且鲁迅选译的是他的一篇最新的作品，因为它是当年10月10日发表在《晨报附刊》双十特号上的。
至于为鲁迅这篇译文写简介的记者，也可能是丸山昏迷，因他这个时期同鲁迅交往较多，到北京大学去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先后为《北京周报》写过介绍鲁迅的文字。如他在同年用“昏迷生”的笔名，为4月1日出版的《北京周报》第59期写的《周树人氏》一文，其中就有这样的话：
“在现在的中国，象上海青社的人写作劝善小说、家庭小说的人很多，但写创作的作品的人几乎是没有。因此，在现代这样的中国，鲁迅氏的小说，无论就艺术味之丰富这一点，还是就文章的洗炼这一点，他和其他很多的人都是绝然不同的。
“氏在《新青年》出版之后，拿起创作之笔，他写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很得好评。但是作为创作家同时又是社会改革家，氏在其作品里浓厚地表现出这种色彩，《孔乙己》等就是其中之一例。因为氏非难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过去旧中国的留念，而把这种留念贬得一文不值。”
前后对照一看，更可见撰写《兔和猫》前言的“记者”，可能就是丸山昏迷。
这里还可以附带提到，就是日文《北京周报》从1924年1月第96期起，直到当年11月第137期为止，连载了《中国小说史略》前半部的译稿；同年12月21日出版的第141期上，又译载了鲁迅的杂文《我的胡须》(即《说胡须》)。
综上所述，看来鲁迅的作品最初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应以日文为最早，而其中《孔乙己》和《兔和猫》，又是被翻译成日文的最早的作品。鲁迅1922年12月6日“夜以日文译自作小说一篇”的发现，不仅为研究鲁迅作品的外文译本提供了一些新史料，同时也为《鲁迅日记》的注释工作解决了一个难注的谜。
1979年“五四”六十周年于北京
戈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