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前，在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的新书类中，突然看到一本何其芳选集的英译本，惊喜万分。记得三十余年前自己初习写作的时候，喜爱散文与诗，对汉园三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特别拜服，尤其是对何其芳的《画梦录》，爱不释卷，读了又读。当时很多青年作者都给《画梦录》着了迷，而我也不是例外。
那时上海租界是“孤岛”。我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报副刊“浅草”开始发表散文，用的笔名是坚卫，也许柯灵同志还记得，因柯灵是这二个副刊的编辑。(这里我要顺便向柯灵老问好。)柯灵后来也编了另一家报纸的副刊，名字我已忘了。有一个时期是芦焚所编，我也在那上面发表了不少散文。我之所以提起这些，并不是替自己吹捧。我只是想表示，人的关系，思想，文化，传统，情绪，一切都是有一脉相承的连贯性的，时间与空间都不能消灭人的智慧与头脑记忆。就时间上而言，我离国已三十余年，就空间上而言，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可是，虽然我在名义上是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我对祖国热爱与忆望，并不因时间空间的间隔而冲淡。我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忘记。虽然，我住在美国的年数，较我住在中国的年数为多。
由于这些思潮的奔腾，我看到这本装饰美丽的何其芳著作英译本，感情复杂而冲动。我年轻时所拜服的作品，三四十年后竟获外国文学界的欣赏，这不但表明文学艺术作品不能被时间掩没，也表明真实的文学作品是世界性的，寰球性的。我不但为我心爱的何其芳而骄傲，我更为我国的文学遗产骄傲。
这个英译本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于1976年出版，其实也不能算是新书，只是新到美国而已。书名是《梦中道路》(Paths in Dreams)。编译者名庞妮·麦道高尔(Bonnie McDougall)，出生于1941年，是悉尼大学毕业生，现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她是在悉尼大学讲授东方教材时完成这本书的。当然，她的专业是中国古典诗与现代诗，及中国文学批评。
英译本共有二百四十四页，所选的散文与诗来自《画梦录》，《汉园集》，《还乡日记》，《还乡记》，《还乡杂记》，《预言》，《星火集》，《夜歌》，《星火集选篇》，《夜歌和白天的歌》，《黄昏》，《迟暮的花》等。虽然我没有原文本作对照，但我觉得译文精湛美好，就信雅达三个翻译标准而言，雅与达是已达到，但信的方面，必须有原文对照始能下判断。
麦女士也写了一篇长达二十八页的序文，对何其芳的生涯似有相当深切的了解。我翻阅了一下，觉得最有趣味的一段是谈到何其芳对周作人与当时日本敌伪政府合作的批评，及朱光潜对何其芳的反批评。何其芳向往革命，后来也去了延安……
我看到这里，又动了不少感慨，想起了最近读到的巴金在人民日报及荒煤在光明日报的悼念何其芳的文章，又重新觉得好似新近失去了一个益师良友。这种深切的感情，一个不能欣赏文学艺术的人士是不会懂得的。何其芳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写了《画梦录》，而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过程中能求进步，把他的写作才能发展扩大到后期作品的水准。
我一想到何其芳，也不能不想到李广田与卞之琳。身处远方，我不知这二个诗人近况如何。我对李广田所记得的是他的清秀简朴的诗集。我对卞之琳的特别印象是他所译的斯屈莱契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我想起这本书，还有很清甘的回味。我当时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了这书译本，佩服不已，到图书馆找了英文原本作对照，惊喜的发现卞之琳的翻译几乎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最令人惊叹的是卞之琳以诗人的精美文字，正确传译原文原意，又信又达。而在雅的方面，这书成了卞本人的文学作品，而又不失去原文的准确性。此书我想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直到如今，我回想起来，觉得国内译书者如要求精，可参照《维多利亚女王传》的中英二书当榜样。
谈到汉园三诗人，我当然也不能忘了老前辈巴金。我之能有机会欣赏这三位的诗与散文，全是因为他们的诗集都是由巴金主编下的文化生活社出版。(我记得我也喜爱丽尼的散文集《鹰之歌》，我至今不知丽尼是何人的笔名。)
巴金是我幼时思想发展上的第一个照明灯，第一个导师。抗日战争前，我在宁波念初中，偶然在图书馆中找到一本《电》，从此以后，我就变为巴金的迷，他所著什么，我全读。我想，在我当时那一代，有无数的年轻小伙子读了巴金的作品后，思想变为激烈化，替以后的革命下了不少种子。单是这一点，中国人民应该向巴金致谢。革命之成功，作家们如巴金，鲁迅，茅盾等都有极大影响。这应使我们更理会到文学遗产对我们的宝贵，及艺人学人对社会的贡献。(巴金的《家》当然已有很多英译本。他的小说《寒夜》英译本最近甫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萧红的《生死场》及《呼兰河的故事》英译本已由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老舍的《骆驼祥子》新译本也将出版。《骆驼样子》的第一个英译本叫《人力车夫》，曾是1945年美国畅销书。)
我写这篇回忆性的短文，充满感情，不但是因为离国多年，思乡心切，留恋旧时，而也是因近来读到了不少追悼文，想到我青年时代的不少钦佩的人士都已过世，心里觉得万分感伤，难过。
老舍。我初中时初读《猫城记》，即对他倾倒。他的幽默作风，他的着实而成熟的写作技巧，等等，都使我为他所遭遇的悲剧下泪。
长江。我记得当时把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参读，对共产党在延安的作为有更深切的了解。
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是我们当时青年人的圣书。
周信芳。我当时不是一个京戏迷，但我对麒麟童的进步性很是倾倒。
田汉。单是他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替革命作了足够的贡献。
金仲华。我清楚的记得熟读《世界知识》杂志，了解国际情况。 郑君里。我是三十年代的影迷，那时已知道郑君里是一个进步影人。
上官云珠。我在上海剧艺界与她会过面。我清清楚楚记得她的小巧玲珑的脸庞和她天真纯朴的性格。
还有谁呢？很多吧。这些文人、艺人因为他们特殊的才能在社会上杰出；也可以说，由于他们特殊才能的贡献，始有今日的革命成功。想到这些杰出人士都是因受四人帮的迫害而致死，真是使我这个在国外流浪三十余年的人心痛极了。
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寄自纽约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