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今天的革命实践。科学地、全面地研究我国的近代史，认真地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在旧中国，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比起古代史来，是十分薄弱的。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连近代史资料也没整理出什么来。进步的史学家虽然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赶写出一些著作，那也只是对近代史勾画了一个轮廓。至于专史，更少有人从事。还在抗日战争紧张的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对这种状况提出批评：“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
延安整风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有所改变，特别是1945年范文澜同志《中国近代史》(上册)的出版，才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范老的《中国近代史》系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证了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解放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是蓬勃开展，近代史著作也大量出版，只是1956—1958年三年间，全国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学术著作60种(1956年16种，1957年21种，1958年23种)。据有关单位初步统计，在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用英、俄、法、日、德五种文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大约为126种(1956年32种，1957年30种，1958年64种)，就是说，三年间我国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著作相当于世界各国出版中国近代史著作的55％，这成绩是很可观的。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近代史的研究和出版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从1966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全国只出版了近代史著作16种(1966年1种，1967—1971年无，1972年2种，1973年1种，1974年2种，1975年10种)，在同一时期，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国外用英、俄、日、法、德五种文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约九百种(1966年74种，1967年94种，1968年76种，1969年66种，1970年102种，1971年107种，1972年101种，1973年89种，1974年104种，1975年88种)，超过了我国近代史出版物的五十六倍。
林彪和四人帮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破坏不仅表现在出版物数量的锐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质量。这十年出版的16种近代史著作，内容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四人帮唯心史观流毒的影响，而且很少有深入的研究。16种中有10种是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有3种是近代通史，但内容大同小异。而国外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有不少是观点反动，粗制滥造，但也不乏比较严肃认真之作，或资料丰富，或提出某些问题，可资借鉴。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了不小的差距。
出版物反映出研究的成果。如果我们检阅一番建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包括未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繁荣的十七年，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远远不能适应党和革命形势的要求。这可从四个方面来说：
一是专史。前引毛泽东同志1941年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 中国近代史学工作者的要求，可是三十年来，在经济史方面，我们汇编了几部资料，有过两部近代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文化史方面，现代文学史的资料、著作比较多一些；近代哲学史也有数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著述，似乎都只止于一个个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评介，而综合的、规律性的论述还不很够；即便是人物的思想评介，许多也还是初步的、粗线条的。至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史、军事史著作，至今尚未见问世。为什么呢？这同基础的研究不够，是不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试想，未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职官制度，各派系(顽固派、洋务派、清流派、改良派、革命派、帝党、后党……)，各政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宪政会、民主党、共和党、进步党……)，能写出有份量的中国近代政治史吗？
同样的，未深入研究八旗、绿营、湘军、淮军、北洋新建陆军、南北洋海军、福建水师，农民战争的战略、重大战役的战术，清政府在各次对外战争及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战略布署，……能写出有份量的中国近代军事史吗？
二是重大事件史。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家们认为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较为系统地编选了重大事件的资料，除《北洋军阀》外，已出版了十一种，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便。三十年来，重大事件史也有份量不等的著作问世，其中以太平天国的研究成绩较大，著作较多，其他事件的研究都比较薄弱，著作也很少。如洋务运动史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本来是不应当这样差的。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破产，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关系，与中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有关系，而且与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半殖民地的形成都有密切关系。但是，三十年来关于洋务运动的文章不到三十篇，只出版过几本普及读物和一本十几万字的著作。对于洋务运动的产生，洋务派的形成，洋务派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洋务派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洋务派与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以及和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关系，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性质、失败原因、经验教训等等重大问题，我们都未能深入研究。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经典作家给予这次革命高度的评价，并正确地总结了它失败的经验教训。关于这场伟大革命的著作，似乎只有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有较广泛的影响，至今不见一部详尽的、有分量的辛亥革命史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传记。辛亥革命史包括的问题不少，如：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辛亥革命各地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状况和他们的政治分野，立宪派的活动、影响，华侨问题，留学生运动，思想战线的斗争(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省的起义和独立，少数民族的斗争，革命派和立宪派主要人物的活动、作用、变化等等。我们没有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就难望出版有质量的辛亥革命史。
三是专题研究。近代史的研究要深入，必需从专题研究着手。国外近年来对我国近代史的研究越来越细，不仅专门研究我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甚至对我国近代某一事件、某一地区、某一人物的生平或某一时期、某一侧面都有专门著作，相比之下，我们的专题研究做得很差。三十年来，我们出版了沙俄侵华史、美国侵华史、反洋教斗争、一些人物的传记和厂矿史等等，但总的说来，专题涉及的面还不很广，很多事件，如保路运动、护国运动、各地军阀等没有专著，很多重要人物没有传记。已涉及的问题，有些发掘得还不是太深，有些问题在已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虽然接触到了，似乎都还可以深入探讨。
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无产阶级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内部分化和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小资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的特点及作用；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斗争特点；等等。
农民阶级。近代农民阶级的特点，农民阶级在民族战争和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作用和局限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等等。
封建统治阶级。近代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互关系的演变，近代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关系，清朝内部各派系的形成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相互斗争，各个阶段的封建统治的特点(包括统治机构以及统治策略的变化)，等等。
帝国主义侵华。帝国主义侵华集团的形成及其变化，帝国主义在侵华问题上相互勾结和相互斗争，帝国主义如何在反动统治阶级中收买走狗、培养代理人，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侵略，等等
以上这些，不过是专题研究方面应该深入的随意举例而已。
最后，是近代通史。解放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已有多部，但无庸讳言，绝大部分(也有极少数突破)从内容到体例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承袭范老的《中国近代史》，惟角度、详略稍有差异而已。内容决定形式。当时，范著主要是向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传统教育，选择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来论述，这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够了。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从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演变都应该论述，不仅论述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应当论述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和活动，只局限于写三次高潮、四次战争、二次运动，显然就不全了。而现在，建国已经三十年，有必要，读者也有理由要求出版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在前引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还说到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关系，他指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出综合的研究。”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见，及上面陈述的情况，只有大力展开专史的研究，才有可能作出综合的研究，写出更全面、科学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通史来。但是，这不等于说写中国近代通史，只能坐待他日。中国近代各种专题的研究，多少不等地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充分汲取这些研究成果，是不是也可以从内容到体例，突破现成的框框，向前迈步？
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