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波 林圃
孙冶方同志的论文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今天出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热烈祝贺的。三十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与后退，一次又一次宣布真理在孙冶方一边。人们读了这部以劳动价值学说为红线的论文集，不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在开始制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能不断地排除极左的干扰，“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那么后来就不致于碰得头破血流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违背了价值规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孙冶方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当时却被看成“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甚至被当作“主张利润挂帅”、“鼓吹自由竞争”的“修正主义”来批判。
多年以来，我们无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财政金融上搞统支统付，在国内商业上搞统购统销，在对外贸易上搞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端铁饭碗”，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盛行，用不等价交换的办法去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和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不以为非，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满不在乎，上缴利润减少了心安理得；物资又积压又短缺，铺张浪费严重，行政机构日益臃肿。诸如此类的弊病，不一而足。这就告诉我们：非进价值规律这个伟大学校不可！
王亚南对于孙冶方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价值学校的校长”。他在这部论文集里不厌其烦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样一些首尾一贯的科学论断：
一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他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
二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所说的：“以集体生产为前提，时间规定当然照旧保有其本质的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家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对于其它生产，不论是物质的生产或精神的生产所获得的时间便越多。和单一的个人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乐以及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决定于时间节约。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正象单个的人必须正确地分配他的时间，才能按照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他的活动上的种种要求；同样，社会也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它的时间，才能达到一种符合其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济经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案)》第一分册，第112页)
三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确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63页)
四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上述的对有用效果和劳动化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一八四四年已经说过了(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过的——引者注)。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349页)
五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按劳取酬，就是“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明，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我们在这里作这样冗长的引证，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阉割、歪曲或遗忘之后，必须重温这些重要论断。
孙冶方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独立见解：
第一，他所说的价值，是指劳动化费对有用效果的关系，或者生产费用对产品效用的关系。因此，即使在商品不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仍然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产品仍然具有二重性(效用和价值)。
第二，他所说的价值规律，是指劳动价值规律或者产品价值规律，是指“时间规定”规律或者“时间节约”规律，不是指交换价值规律或者商品价值规律。因此，他不但反对把价值规律看成商品经济的范畴，而且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商品自行消亡了，价值不再表现为交换价值了，但是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且起着越来越大的、真正的作用。
第三，他所说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如果用算式来表示，那么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是互为倒数的：把产品做分母，劳动量做分子，就是价值量的公式；把产品做分子，劳动量做分母，就成为劳动生产率的公式。”(第128页)因此，只有利用价值规律，才能有力地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不断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他所说的价值规律，不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规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因此，他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孙冶方的这些见解，虽然与流行观点很不一致，但是却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符合；虽然至今并没有为大家所一致赞同，但却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接受。
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经济学界所存在的问题，孙冶方还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宝贵主张：
第一，他主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即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即利用价值规律有计划地分配劳动于不同的生产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主义经济的僵化和失调，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搞活。
第二，他主张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反对用不等价交换剥夺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工农联盟和促进城乡交流。
第三，他主张在商品货币存在的条件下，要按照生产价格来制定价格，以利润作为考验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实行利润分成；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设备更新原则上下放给企业，使企业和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经营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正不讲经济核算和不计经济效果的错误。
第四，他主张以劳动二重性和产品二重性为立论基础，来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来考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孙冶方的改革方案，虽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和包医百病的，然而却有不少可取之处，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和广泛采纳，然而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这是值得认真考虑和付诸实施的。
孙冶方的这部论文集，虽然绝大部分文章写在文化大革命前，但是由于它是针对违反价值规律、受到严厉惩罚(这种惩罚后来更加惨痛，以致现在不得不来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工作)而写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是新鲜的。
今天，陈伯达和那个戴着“反修战士”桂冠的“理论家”，以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孙冶方曾被他们投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他的理论观点也被他们歪曲、践踏，但现在要拨乱反正，还不能不考虑他这些理论观点。
孙冶方还为我们作出了一个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好榜样。他的这部论文集是论战性的。这是正派的学风和科学的态度。真理愈辩愈明。古语说得对：“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争，是非乃见。”而且也不要骂人。鲁迅说得好：“恐吓，决不是战斗。”孙冶方喜欢进行同志式的辩论，他的观点和主张虽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但仍然欢迎批判。他在前言中专门对“批判”写了一个注。注中说：“长期以来我们却给了‘批评’和‘批判’这两个词很不同的内容，……批评还容许不接受，但是不接受批判就要罪加一等了，因为批判是不容许答辩的。其实，这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民主或者反民主的作法的影响。资产阶级法庭审判还允许被告答辩，作了判决还允许上诉，怎么社会科学理论的讨论中就只许批判不许反批判呢！”现在有一种流行的传统观念，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只能有马克思主义派和反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不能有各种学派。孙冶方说：“搞理论，搞学术研究不能采用求同存异的办法，而要采用求异存同的办法。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如果采取求同存异的办法，那么永远是天下太平，没有问题，用不到研究和讨论，而科学也永远不会进步了。”这个意见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孙冶方的功夫，下在探讨基本原理上，从而能够打破流行观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十来种表述，可就是不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来下手分析。关于“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还存在”，似乎第一次才听说。列宁关于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的结论，是只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一条，还是又有“生产消费总是以生活消费为转移”这一条？如此等等。一讨论起来，大吃一惊：原来基本原理各说不一。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经济学的贫困，另一方面说明不在基本原理上下功夫是不行的。孙冶方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正是在基本原理上有了一些突破，因而博得人们的赞赏是自然的。
孙冶方正在写作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我们热烈期待这部新著的早日问世。
探讨经济改革的一本好书
霍俊超
我国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论文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是作者多年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除最后四篇为新作外，其他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并且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和读者见面。它提出的问题，都是过去和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实际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从五十年代以来，就针对着从国外搬来的那一套计划、统计和财经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针对着陈伯达、张春桥大刮共产风而否定商品、价值、货币关系及社会主义利润的问题，针对着“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认真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对计划、统计和财经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很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这里，只就这方面说一说作者在书中表述的一些主要观点。
作者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是下述两点：
1.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它的最后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研究生产关系要联系着研究生产力。生产力也是社会的因素。经济效果问题是生产力问题，也是生产关系问题。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费用与效用的关系、各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条条块块之间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甲乙部类之间的关系等等，就是研究生产关系，把这些关系安排好了，搞好了规章制度，生产力当然就会提高。
研究生产关系还要联系着研究上层建筑。这不仅在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象国家财政体制、企业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等等，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关系。实际上，我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各方面的关系)，都是在规章制度中固定下来的。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要研究规章制度，把规章制度搞得更合理、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就在于如何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或者就是说，在于如何使同样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就是如何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胜负属谁，归根结底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联系着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就是要更好地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工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等等，归根到底就是要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2.要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能否定。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掌握经济规律，使它为实践服务。我们主张政治挂帅，但不是主张让资产阶级政治、让“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挂帅。只有认识掌握了经济规律，才能更好地政治挂帅，把经济工作做得更好。离开经济谈政治，用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经济规律，否定或轻视经济规律，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不用经济规律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因素去解释，这就是唯心论。
“管理经济要用经济的办法，而不能用行政的办法。”“行政办法是指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行政措施，而采用经济办法就是指依照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办事。”“我们现在反对的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超经济的单纯的行政手段；如果行政手段合乎经济规律，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合为一体，大家也就不会反对了。”
作者从以上两点出发，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设想如下：
(一)要把计划和统计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即价值实体规律的基础上。
价值就是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本身”。“我们不能不计算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否定了或者是低估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事实上也便是否定了计算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重要性”，就是否定了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发展生产力和调节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必要。
“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的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这种落后、中间、先进企业之间为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而展开的劳动竞赛，“也就是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大道”。
在社会主义生产的计划调节中，计算产品的需要量当然很重要，但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同样也不可缺少。否则，各类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难以实现。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是一致的。“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样，“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
因此，计划、统计工作应该以更多的力量来掌握价值规律，在计划、统计物质财富的生产时，注意重视价值指标的统计、分析和研究。“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观主义的强调计划，它的结果只是使计划脱离了实际。”
(二)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应该主要抓利润指标。
“总产值”、产量等指标，都有它的存在意义，都是必要的，但都不是中心的指标，综合的指标，不能带动其他指标的完成，因而都不能成为计划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指标。
利润指标是中心指标、综合指标，它能反映企业经营好坏的实际情况。“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因而，“利润”这个指标比“净产值”指标更好。抓利润指标不但“不妨碍其他指标的完成，而且必然会带动其他指标的完成”。采用利润指标可以把计划统计指标同企业管理中的财务会计这两本帐统一起来，能促进经营管理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应该主要抓利润指标。
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利润是生产企业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公共需要而创造的财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物质财富本身，但为了达到此目的，也必须善于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成本、增加利润为手段；社会主义利润以执行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前提，以计划生产、计划价格和固定的供销协作关系为前提，严禁投机倒把，而只是通过技术革新、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的途径才能取得。
社会主义利润同修正主义利润也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利润的取得方法上，而且表现在利润的分配制度上。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把利润作为计划、统计和企业管理的中心指标。
当然，要这样作，必须以制订合理的价格、实行资金利润率原则和征收级差收益为条件。
(三)扩大企业的独立自主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财经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扩大企业权力，明确企业权限、责任的问题。所谓“大权小权的界线，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界线，首先是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的界线”。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大权”，国家必须严格管理，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乱；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应下放给企业，不要多加干涉，只要领导、检查、监督就行了，否则就会管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企业的权力扩大了，权限职责明确了，就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独立核算，及时改造、更新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国家和企业的职权划清以后，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好解决了。”企业的“小权”，地方也不能干预，但地方可以代表国家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任何企业的党务、群众工作都应归地方领导。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划分不应按资金、人数划，而应按协作关系划。协作关系在地方的，划为地方企业；协作关系跨地方的，就划为中央企业。
(四)要加强固定资产的核算管理、使用和更新工作。
“固定资产的管理，尤其固定资产的更新，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而折旧基金的管理问题，又是固定资产更新问题的关键。”
现行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问题很多，应该改革。应该用统一的标准估价和规定各类固定资产的价值、折旧率和折旧年限，以改变这方面的混乱状况。固定资产的使用、管理和更新属于简单再生产以内的事情，其折旧、维修、更新都应该由企业去办，特别是要把折旧费留给企业，不能再当作财政收入向企业索取。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和银行只对折旧费的使用起检查、监督作用，而不能乱加干涉。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如资源枯竭，社会需要减少，应缩小生产或停产时，国家才有权抽调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或整个固定资产。我们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提倡注重无形磨损，提高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促进企业的设备更新。要改变固定资产的无偿使用制度，加强设备的管理、维修和有效利用。大修理要算经济帐，不能把豆腐拌成肉价钱。
如果我们能真正建立一套合理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那就会很好地加强对固定资产的核算管理、维修、使用和改造更新，有利于新技术的及时采用，有利于设备利用率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就防止了企业抱着有备无患，宽打窄用的态度，向上争投资、争设备，以至于造成极大浪费的不良现象，并且也可以纠正利润、财政收入上的严重虚假性，等等。
(五)要强调分工协作和合同制。
自然经济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流通，而只有计划分配和调拨。我们一些同志受这种观点影响，不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流通，片面地强调物资调拨，把本来属于流通的工作当作分配的事情处理，忽视了分工协作和合同制。
社会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大大小小的独立核算企业有几十万，只强调调拨、分配，这是吃大锅饭的办法，不利于企业的独立经济核算，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如果地方、企业“样样都要自己搞，都要自给，这是不可能的”。企业那么多，原材料、产品的供销那么繁杂，靠国家的调拨、分配很难保证按时的供销和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大区、各省、各地方、各企业必须建立经济协作关系，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产品交换，而且也必须以合同的形式把这种协作关系固定下来。
长时间以来，所以不得不召开被称为骡马大会的成千上万人的订货会议，浪费很大，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重视分工协作和合同制。有的地方、企业，“不征求对方的意见，不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不顾对方的供销有无保证，就随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向”，中断协作关系，废弃已有的合同。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强调分工协作，强调合同制。凡是改变原来的、传统的协作关系，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向，以及组织新办企业的供销协作关系，属于国家“大权”，国家要把它很好地管起来。在原来协作、供销关系和生产方向以内，企业相互间订立供销合同，商定供销数量和具体的品种规格，这是企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应由企业去办，国家和地方不得乱加干涉。
合同一经订立，双方都要严格遵守、执行；如有争执，提交上级计划部门处理。
(六)要实行资金平均利润率原则。
企业按照占用国家资金的数量以一定的比例向国家上交利润，这是改变资金无偿占有制度，使资金更好地周转、更好地发挥作用所必须的有效措施。
如何对待资金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劳动的问题。一切参加生产过程的资金都表示着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其中，除部分代表活劳动外，绝大部分(象固定资产)都是物化劳动。一般来说，凡是在生产过程中占用资金多，即投入的物化劳动多，装备好，劳动生产率就高。这样，产品的个别价值就低于社会价值，而按照社会价值出售产品，就会赚到较多的利润。但是，对于那些占用资金少，投入的物化劳动少，劳动装备差，生产率低的企业来说，情况就相反。如果国家对这样不同的企业，按生产成本上交利润，并按照这种利润指标完成的状况去评价它们经营管理的好坏，那当然就很不公平。再说，如果还要按企业上交利润的多少给企业留成、发奖金，也就会出现苦乐不均。
是否实行资金平均利润率，实际上就是对投入生产过程但还没有转移价值的资产要不要核算经济效果的问题。如果不实行资金利润率，而实行成本利润率，那就是对一部分投资不要求经济效果。这样就必然鼓励企业争投资、争设备，造成极大的浪费。
社会主义的资金利润率虽然也是一种“平均化”，但却是社会自觉地安排计算的，它有助于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能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力的发展。
(七)要按照价值、生产价格定价。
合理的价格必须以价值为基础。价格明显地背离了价值，不合理，“这实际上就变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把一种产品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算到别一种产品的帐上去了。”这样，“把贵的说成便宜的，把便宜的说成贵的，使经济核算失去了客观标准。”这不仅会妨碍经济核算，而且会把贵重的生产资料当便宜货使用，促成浪费。价格的偏高或偏低就是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经济核算，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正确的价格政策应该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不能把这个原则绝对化，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的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任何时间都应该同价值绝对相符，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价格以价值为基础，具体说，就要以生产价格为依据来定价。生产价格实际上是资金利润的另一种提法。“承认生产价格是承认资金利润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为了不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所反映的关系混同起来，如不叫“生产价格”，也可以叫“投资效用核算价格”。
我们应调整不合理的产品价格。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调整要一下子达到合理、正确是不可能的。这有一个过程，要逐步进行。首先要逐步缩小几对价格上的剪刀差，即轻重工业产品的差价，工农业产品的差价，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差价，等等。特别是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是把以价格杠杆向农民取得部分财政收入这种方式改变为直接税方式所必须的条件，更应该重视。
(八)要改进和完善按劳分配的具体作法，实行超额利润奖。
“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的唯一正确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原则。”“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利于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因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以及关于这一分配关系的马列主义学说，我们必须加以保卫。至于实现这一分配关系的具体的法规条例，则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价的变化，人们文化水平、觉悟程度的提高，一句话，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进之、完善之，使之更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扣除级差收益，按资金利润率计算利润和价格合理的情况下，由于利润的多少能够反映企业的主观努力程度，所以，“把奖金同超额利润量结合起来，就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甚至是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形式，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企业职工为社会多出了力，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
以上就是作者在他的论文集中所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要点。
打倒“四人帮”以来，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也已开始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了。从讨论情况看，无非也就是围绕着上述那些问题展开的。难能可贵的是，除奖金问题是作者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提出的以外，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早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特别是，其中的某些设想还是他的独立创见。象大权小权划分，固定资产的管理，利润指标及社会主义利润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利润的区别等问题，就是如此。然而，令人气愤和遗憾的是，由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及那个顾问的捣乱破坏，作者的大胆设想和精辟见解长期没有能够被国人所重视；相反地，他们却把他本人当作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经济学家来组织围攻，把他的文章、讲话及研究报告当毒草去铲除，甚至让他含冤坐牢。作者连同他的经济理论所遭到的不幸，正是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遭到的不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他的社会主义利润观点一次又一次遭到批判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不敢抓利润，而有更多的企业越来越亏损的过程，从而，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收入越来越遭到严重损失，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则越来越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过程。可是，强权终归是虚弱的，真理最终还是要胜利的。作者终于得到了自由，他的经济理论也随着得到了解放，因而也才有这个论文集的出版。这个论文集，在当前定能启发人们打开经济改革的思路，至少它已经把问题提了出来，可以进一步引起人们对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
正象作者自己所说的，“百分之百正确的人是从来没有的”。文集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或经济改革设想会有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地方。例如，作者不加限定地把社会必要劳动及其运动规律直接叫作“价值”和“价值规律”，我认为就不是那么妥当的；又如，“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样的提法，我认为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似乎也欠全面，如此等等。象这样一些问题，经济学界在过去就有争论，现在仍然有争论。我希望能够在百家争鸣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真
史波／林圃／霍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