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文章都提到北京大学，提到当时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他是“德先生”(民主)和“塞先生”(科学)的拥护者，他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为伟大的五四运动开拓了阵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三十年代蔡先生寓居上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遭到逮捕暗杀的黑暗岁月里，蔡先生挺身而出，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他还大力支持党所领导的文化反“围剿”斗争，热情关怀进步出版事业，用他的笔，为进步书刊题字写序。
一九三四年秋，作为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总结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初步筹备就绪时，考虑到十位编选者如鲁迅、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等都已约定，这样一套纪念五四的煌煌巨著，总得请一位适当的人在书前写篇总序。征求各位编选者意见后，一致认为蔡元培是唯一适当的人选。于是决定由我直接去中央研究院登门求见，那是在中山公园对面的一座大办公楼里。我这个青年编辑，不带任何介绍信件，立即受到了这位忠厚长者的亲切接见。我把这套丛书的编辑意图，计划内容，筹备经过和已聘定的编选者名单告诉他以后，他老人家极为高兴；对我要求他写一篇总序的事，略经思索就答应了。他认为良友图书公司想得到做这一番整理编选的工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说：“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检查，使我人有以鉴既往而策未来，决不是无聊的消遣”。由于谈到五四运动，透过架在他鼻上的那付玳瑁眼镜，看出他眉宇间浮想起了重重往事。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谈了当年的一些亲身经历。接着又殷殷垂问现在写好诗、好小说的是哪些人，新作品比五四时期有些什么进步。他谦逊地说，因为院务忙，近几年来，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新的文艺创作了。他真象一个年迈的慈母，殷切关怀着新生的一代。临行时，他又鼓励我说：“第一个十年编好，你们还可以编第二个十年！”
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岛。总序原稿由邮局挂号寄来。他还另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天气炎热，交稿期比预约的略迟几天，希望不致影响全书的出版期。序文长达二万字。结尾处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当全国人民进入新长征的新时期的今天，蔡老先生的教导还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一九三五年秋，《新文学大系》开始出书时，我就把最先拿到的样书亲自送去。当蔡先生看到深蓝烫金布脊，配在灰色纸面上的精装本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把内容翻阅了一遍，又问我全书十卷何时可以出齐。隔了一会，他用沉重的语气，对我说出了如下的一个愿望：“假如这部书出版后销路不坏，你们很可以续编第二集。但我个人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如果没有西洋优秀文艺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就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同样值得后人珍视的，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整理而已。”那天我离开研究院大门后，这番教诲一直萦怀在心。我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素感兴趣，如果再能编一套翻译作品的结集，成为《新文学大系》的姊妹篇，那将是多美啊！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跑图书馆、外国书店找资料，求启发，向翻译界老前辈请教，向藏书家求援。因为五四以来翻译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大，范围广，国家多，作家更多，真是浩如烟海，不划一个范围，不突出一个重点，没有一个明确的编辑意图，不知从何处下手。几经商榷，编辑计划屡次推倒重来，终于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指导帮助下，《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编辑计划初步落实了。书分十卷：英、美、法、德、日、俄、苏联、南欧、北欧和新兴国。每卷五十万言，编选者已约定郭沫若、曹靖华、巴金、鲁彦、耿济之、郁达夫、郑伯奇、傅东华、戴望舒、黎烈文等。我便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又去研究院谒见蔡先生。
当时，正值蔡先生大病初愈，刚刚回院，每天办公一小时，遵照医嘱，绝对不接见访客。我到门房说明来意，要求上报蔡院长，让蔡院长自己决定，结果蔡先生答应破例接见。我先在会客室等候，隔了很久，才有一位工友引我上楼。走进院长办公室前一间小客厅，刚刚坐下，一位秘书出来招呼，他轻声对我说，“蔡院长病未复原，根本不见客，今天他特别答应接见你，谈话时间请以十分钟为限。”话刚说完，蔡先生已推门进来。面容虽带苍白，但精神矍铄，见我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最近病了一场，犹在治疗中。接着，亲切地问我《新文学大系》销路如何？读者有何反应？又问到第二个十年已否动手？当我告诉他，我已遵从他前年的建议，先出一套五四以来翻译文学的整理结集，把范围规定在短篇小说内，已搞了一个《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十位编选者都已约定，工作已进行了半年时，他连声称好。他认为这是又一件有意义的出版工作。我接着请他先写篇短序，以便刊在正在筹印中的广告样本上(《新文学大系》出版前也出过同样的样本)，将来再请他写篇长序，放在第一卷之前。他听完我的要求，愉快地答应了。正当蔡先生在兴奋地谈说中，秘书已进来向我示意，我知道我不应当过度消耗老人家的病后精神，便起立告辞。
大约三天之后，他就派人把这篇短序送来了。蔡先生亲笔写在一张印有淡蓝色长行的二十行宣纸稿笺上(见题旁附图)。序中说：
短篇小说的译集，始于三十年前周树人(鲁迅)、作人昆弟的《或外集》，但好久没有继起的。最近十年，始有《世界，短篇小说集》、《世界短篇杰作选》、《现代小说译丛》与法、德、英、俄、波兰、西班牙、日本等短篇小说译集出版，在文学界狠添一点新激刺。但各从所好，不相为谋，还不能给我们门一个综合的印象。
良友图书公司新编一部《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取已译的本，重加审核，选取合格的译品，并补以新译的代表作。又加以各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名家传记与最近十年的译本索引，不但对已往的短篇小说界作一普遍的介绍，并且对于将来的短篇小说定有良好的影响。
文末署“二十六年六月蔡元培”。两个月后，八·一三战争在沪爆发，“良友”倒闭，这个出版计划虽已进入发印样本、公开登报的准备阶段，一下子告吹了，象个未足月的婴孩，就这样被扼死在母胎中。
一九四○年四月，上海已陷入“孤岛”时期，复兴后的“良友”，挂了美商招牌，继续出版《良友》画报。蔡先生病逝的噩耗忽然从香港传来。我想到他生前对我编辑工作上的支持，而他的嘱咐迄未完成，颇有所感，便在五月号的画报上写了篇《忆蔡元培先生》，并把那篇短序手迹制版附印，以志哀思。
解放后，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应《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者之约，写了两篇《编辑忆旧》，怀念两套未完成的丛书计划。其中一套就是蔡先生最后寄予很大期望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当时留在我书柜中的有《南欧集》和《日本集》的清样，《英国集》和《美国集》的部分选稿，而耿济之的《俄国集》可能还保存在他的遗族手中。我在文章最后呼吁：
今天广大读者急需资料性读物，《中国新文学大系》之类的书，旧书店索价奇昂；《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编辑计划，有关出版社如加以适当修改重订，也许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题。
最后一节文章发表在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想不到隔一天，北京来了电报，接着又寄来了约稿信。那个时期，知识界人士个个情绪激昂，我也并不例外，接电信后更是喜出望外，跃跃欲试。为了表示对报纸编者的感谢，我把这好消息写信告诉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编者把我的信，加了花边，按上一个《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续闻》的题目，发表在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上。我信中说：
《编辑忆旧》第二篇刊出后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电报，愿意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并将派人到上海来和我面洽。……假如二十年前的一个梦想，因此而得以实现，首先要感谢《人民日报》在这里起了重大的作用。
文艺版编者试图促成美事的一片善心，我是至今感激的。
但不到一个月，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此后我再也不提三十年代的旧事。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然也无声无息，没有了下文。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在本单位最先靠边。对我贴出的几张最早的大字报中，有一张最使我触目惊心，啼笑皆非，指骂我一九五七年两篇《编辑忆旧》是我颂古非今，妄想走回头路的“大毒草”，并且把它作为定我“漏网右派”的重大罪证之一。直到那时，我才庆幸中国青年出版社没有再来找我，否则定会罪上加罪，连累别人。
今年“五四”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不禁想起四十余年前蔡先生对我的嘱咐。这些工作，因为读者有此需要，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做，会有别人来代庖，其结果势必和我们所期望的不一样。拿《新文学大系》来说，香港一家出版社已搞出了个十卷本的所谓《续编》，也分《文学论争集》和《小说一、二、三集》等。一看选目，就感到是粗制滥造的老一套手法。但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不仅有海外侨胞，各国的汉学家也迫切需要，这又能怪谁呢？且不要说这家出版社还把解放前的《新文学大系》私自翻印，远销国外。我所看到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著，经常引用这部一九六三年的香港翻版本。可以告慰于国内读者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已担当起这个任务，他们不但要大量重印《新文学大系》(三十年代“良友”共印三版六千套)，还在准备编选第二个十年的作品。我是全力支持他们这样干的，我相信不久肯定会把香港版淘汰掉；但愿他们不要把这件迫切的工作再拖上两三年，因为这也是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最具体的行动！
但蔡先生的另一个遗愿是否也有承担者呢？二十二年前留在我身边的全部存稿，这次浩劫中已荡然无存，连蔡先生那页短序墨宝也已无影无踪了。最近从上海鲁迅纪念馆看到周海婴同志从瑞典带回来的英文本《近代中国文学与社会》，是诺贝尔文学基金会的一九七五年度出版物，内有八篇各国汉学家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专题讲稿。其中艾琳·埃伯写了篇《二十年代中国人对爱尔兰作家和作品的看法》，叙述五四运动期间，在提倡弱小民族文学号召下，刘半农、茅盾、郑振铎、郭沫若、王统照等如何把爱尔兰文学运动和爱尔兰著名作家叶芝、约翰·沁孤(约翰·辛格)和格雷戈里夫人等的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文中对中国人的评论和选译工作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引用中文资料极为丰富，万字短文附了六十七条注释。这就引起我的无穷感慨，蔡先生当年的嘱咐，外国汉学家已先吾而行，这不令人汗颜吗？我记得蔡先生还曾对我说过，五四时代翻译过来的各国文艺创作，在打开中国青年一代的思想窗子方面，它所起到的触动引发的作用，不亚于传布十月革命的理论文章。我认为把这个工作承担起来是出版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全国大专院校，已建立了一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的宏大而坚强的队伍，如果分工分国去进行调查、整理、研究、翻译、编写的工作，一卷由一位教授专家挂帅，再由一个出版社司其事，总其成，我看认真对待，两三年内，可以出书。这样一部《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既有文献价值，又是学术研究项目，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更是一部有阅读、研究、参考价值的资料书。一旦完成，也是对伟大的五四运动一份有意义的献礼。蔡元培先生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79.6.9
赵家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