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三侠五义》这一类书。为什么《简编》的评语是有道理的呢？
象包公这类“清官”，当然是效忠皇帝、维护封建统治的。而且，封建统治下的人民，主要是农民，指望着包公这样的“清官”，就看不见封建统治阶级之作为一个阶级压在他们头上，误认为这样的“清官”就可以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书中所谓“侠”、“义”，都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与一部分反抗封建统治的所谓“盗”、“贼”对立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包公这样的“清官”有其欺骗性，虽然我们也反对四人帮那种论调，说什么贪官要比清官好。如果我们认为这类公案小说并不反动，就无法理解封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赞赏了。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包公这类“清官”，廉洁清正，不去阿谀权贵，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的形象，的确是封建社会中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想望。当时的人民并不先进，所以才去指望“清官”。这些“清官”在一时、一定范围内能顾念人民的疾苦，减轻他们一点苦难，就受到他们的感激。这一点，从整个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发展上看，也不应当抹杀或忽视。
至于在全国解放以后的今天，这类公案小说或“包公戏”之类的剧本，又有着不同的一些意义。我们不赞成歌颂封建统治，应当“推陈出新”，避免那种歌颂，而强调那些“清官”的能够为人民做好事，敢于同权贵作斗争，目的是“古为今用”，告诉我们的干部：封建时代的“清官”尚且可以做到的好事，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能做到？这并不等于否定封建社会中公案小说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清官”的欺骗性。
再说《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不同于公案小说。它是处于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企求这个社会能够复兴起来的一部小说。它和《红楼梦》是对立面。《红楼梦》所要破坏的，它要树立起来。《红楼梦》所要否定的，它要肯定。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反动，并不为过。但是在我看来，它和《红楼梦》也有共通之处。《红楼梦》要补天，《儿女英雄传》也是要补天；不过补天的途径不同。《红楼梦》有新的思想，《儿女英雄传》却没有，所以它远远赶不上《红楼梦》。然而，《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也是个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理想，在书中明显地表现为反动，但书中所反映的现实，也不是毫无认识价值的。更何况它的艺术性并不低，有些文采，可供借鉴。因此也不宜于简单地予以否定。
曹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