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今天这些任务是世界性的，因此当代英雄——无论是在本国或外国工作——也是世界英雄，非但历史上是如此，而且现在也是如此。”(宋庆龄副委员长对白求恩的赞语)白求恩，不愧这英雄的称号，他属于加拿大、美国、西班牙、中国……。他的一生跨过了全世界。
白求恩典型的艺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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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穿一身八路军的灰军装，胳臂上挂着‘八路’的臂章，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脚下穿一双草鞋；身材魁梧、硕壮，面孔健硕，但有点清瘦，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颧骨微高，宽大的嘴犄角上，常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嘴上撅起的短髭和他的头发，都已灰白了。是的，他已经快五十的人了；但他的精神，却很矍铄，象一个活泼健旺的青年。有时候，还流露出纯朴的天真。见到熟人，他就高高地举起右手：行西班牙礼。不过，也有时候，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挚爱的热力在交流。在西班牙的时候，大家叫他：‘老少年’；中国许多医务工作者，带着崇敬的感情称呼他：‘老头子’；老百姓则亲昵地叫他：‘大鼻子’。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博士。”
这一幅浓笔重彩的肖像画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周而复。他的这本特写《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写的。作者从一九三九年是以八路军总政治部派赴晋察冀军区文艺小组组长的身分，来到晋察冀抗日前线的。他在大量调查、访问和搜集的资料面前，没有以《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为满足，他把自己对抗日战争的深刻体验和讴歌白求恩的激情，全部倾注在一九四六年写的传记小说《白求恩大夫》一书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越来越深，一九五三年又对《白求恩大夫》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加工。二十几年来，这本书数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外文。
《白求恩大夫》这本书，冲破了真人真事的樊篱，忠实而大胆地对白求恩及其周围的人物进行典型化的塑造。作者叙述了白求恩在中国的战斗经历，但更着意描写那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在第一节中，作者抓住白求恩给伤员送被子这一细节，生动地刻画了他细微体察伤员的冷暖和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从这个典型事件里还可以看出：白求恩在不负责任的事情面前，不管你的年龄、职务和经历如何，他都敢于进行直率的批评；当他知道事实真相后，又是那样严于律己、虚心自责。抗日战争期间，敌人给我们造成的物质困难是历史上少见的。白求恩在三五九旅卫生部不得已拿起工兵用的锯子来为一位重伤员截肢时，他开始是很难接受的，甚至说过：“我不用。”但是，在十分急迫的情况下，他还是忍着内心的剧痛完成了这个抢救阶级兄弟的任务，并慷慨地为这位伤员献出了三百毫升宝贵的鲜血。这些事迹，在现实中是白求恩的，但并不是如此强烈而集中，经过作者的艺术概括，显得更真实、更生动，使白求恩的“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精神，跃然纸上，深刻感人。
书中为了塑造白求恩的这个典型，还写了我军一批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其中方国祯这个形象的塑造几乎贯穿全书。白求恩与方国祯的相识是从一场不负责任的事情或者说是误会开始的。当时，白求恩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不称职的人能为伤员服务，能培养成为一个医生。但就是这个方国祯，从没上过一年学的放牛娃却当上了军医。小说激化了这场矛盾，通过矛盾的解决充分展示了白求恩的性格本质，集中地反映了白求恩对中国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认识的深化和提高。小说的情节发展表明，白求恩不仅解除了与方国祯的误会，而且对他进行了精心的培养和教育，使他很快成长为一个相当出色的医生，以至最后结为知己的战友。临终时，把他使用了二十五年的最心爱的手术刀赠给了方国祯。白求恩对方国祯的认识过程，体现了他对我军医务工作干部认识的过程。当时我军的医务工作者，从正规学校毕业出来的很少，绝大多数是在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的实际工作中逐步锻炼成长的，从西方来的一个医学博士对这种情况不甚理解是难以责怪的。至于方国祯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就是三五九旅卫生主任兼政委潘世征同志，他解放后第一批出国深造，很快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书中对白求恩的语言也进行了加工和提炼，使其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这对于一部传记小说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作者在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和语言上匠心独运，所以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感人形象，真正做到了忠于现实而高于现实。
一部出色的白求恩全传
周而复的传记小说《白求恩大夫》主要描写了白求恩在中国晋察冀边区的英雄事迹，但读者对此还不满足，因为白求恩是加拿大人，是个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有着游历北美、西欧、赴苏联考察和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等丰富经历。他的思想发展还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对此，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满足了读者的这种渴望。他们两人一九五二年合写的《外科解剖刀就是剑——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比较全面、系统地报道了白求恩的一生，是目前相当出色的一部白求恩全传。泰德·阿兰今年六十三岁，他与白求恩相识后即结成战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一起到过西班牙，并肩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斗，曾一度担任过白求恩所在部队的政委。阿兰曾先后三次应邀到我国访问。一九七五年他向我们生动地介绍了他与白求恩的第一次见面。当时他是一个年青的记者，报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关于同情穷人街悲惨生活的报道。没想到，当天晚上，他意外地收到白求恩的电话，请他周末到他家一坐。在他一走进白求恩的房门时，就接受了一篇热情的欢迎词。还没等坐下，白求恩迫不及待地把他带到卫生间去，这个举动使他大为诧异。白求恩指了指一个盛着颜料的盘子，让他张开右手的五指，往盘子里蘸上颜色，然后向卫生间的墙壁上按去，一个深深的手印留在墙上。白求恩高兴地告诉他：“这是我对知己朋友的特殊待遇。请你把你的大名签在手印掌心的空白处，以留作纪念。”当他抬头往墙上一看，发现已印上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手印，同时他还看到白求恩把自己的学历文凭和各种学位、学会证书也贴在这里。这些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阿兰十分惊讶地喊了一声。白求恩笑着说：“如果那些头衔不能造福人民，它们又有什么用呢？对名利不能痴情，那些东西只配摆在这里……”。
阿兰是做为白求恩相知甚深、共尝苦难的战友来为当代世界英雄白求恩树碑立传的。这本传记的材料是他付出千辛万苦，到过许多国家，用了十一年的功夫，广为搜集而来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十分珍贵的。作者的笔触生动、热情、深刻，叙述犹如行云，议论颇显警策，评价不失分寸。全书的布局完整、结构严谨。从白求恩的死写起，最后又归结到死。由第二次“死”引出第一次“死”，而后写“生”。白求恩的“敌人”是谁？作者认为，第一次是“肺结核”；第二次是“法西斯主义”；第三次是“制造创伤的人们”。这样的回答是十分坚定而明确的。
《外科解剖刀就是剑——白求恩大夫的故事》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就是第一次大量引用了“很多生动的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其他遗著，因此对这书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上该书排印时用的字体，使这些珍贵的资料排列其间，格外醒目。据初步统计，该书中直接引用的报告、文章、讲话和书信就有十四件，直接引用或摘引或概述的日记有二十九件。因此作者说：如果查问“书中的叙述、谈话和文件出处的时候，我们的脚注多得几乎可以构成另外一本书了”。这种说法并不言过其实。该书的这个特点并没有使人读来枯燥、乏味，而是更增加读者要读完这本书的浓厚兴趣。作者善于运用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精炼地叙述其背景，深入地开掘其思想，巧妙地补充其原始材料的不足，往往情趣横生，幽默含蓄。该书写了他和夫人法兰西斯的悲欢离合，真实可信。作者对白求恩为什么不能与法兰西斯生活在一起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举出了非常典型的事例，说明了“白求恩惊人的献身事业的热情”使他们不能不分居两处，只能作为朋友，而终究不能维持家庭。不是法兰西斯长得不美，白求恩认为：“女人的智慧比美观更引起他的兴趣。”阿兰等的这本书颇受读者欢迎，已多次再版，印行达上百万册，以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众多各具特色的书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我国先后出版过多种宣传白求恩英雄事迹、为白求恩树碑立传的书。主要有：《白求恩大夫》(王天心著，一九五○年开明书店版)、《白求恩》(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一，唐枢编写，一九六四年商务印书馆版)、《白求恩大夫》(章回体革命故事，胡奇改编，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版)、《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革命回忆录，一九六五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白求恩的故事》(少儿文艺读物，孙瑛著，一九七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白求恩在中国》(传记性政治读物，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编著，一九七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白求恩》(少儿故事，章学新编著，一九七八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版)等。其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一书，由聂荣臻同志作序，收辑了十一位原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与白求恩一起战斗和生活过的老战友的回忆录。亲切、真实、纯朴、丰厚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书后载有白求恩的日记六则和三件遗稿，与前面回忆文章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白求恩在中国》(一九七九年增订本)这本书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它较为全面、详尽地记述了白求恩在中国各阶段的主要思想和活动，突出地介绍了白求恩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以及与聂荣臻、贺龙、王震、关向应等同志的交往。作者真实而具体地表现了白求恩对中国、对延安、对晋察冀边区的认识过程，客观地介绍了白求恩对中国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切身体会，讲述了不少在边区军民中广为传颂的生动事迹，如“群众是我们的血库”、“‘芦沟桥’的诞生”、“一个八路军医生的成长”、“尹创参军”、“我们都是革命同志”等。作者联系他们做过的调查研究，从白求恩的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探索白求恩若干书信、日记、报告和讲话的意义，尽量去挖掘其思想深处的东西，力图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他们认为：《在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开幕时的讲话》全面深刻地展示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襟怀；《伤口》形象地阐述了白求恩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给路易斯的信》述说 了他对“日本法西斯永远不能征服中国”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宁愿抛弃自己个人的一切的高尚情操。
白求恩这位当代世界英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尊敬。为了表彰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加拿大政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在白求恩的故乡建立了“白求恩纪念馆”。作为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顾问的加拿大历史学家罗德瑞克·斯图尔特近年来曾写过两本研究白求恩生平和思想的书。《白求恩》(一九七三年加拿大多伦多新出版社版)一书，对白求恩的家世作了考证；对白求恩在医学上的进取精神作了详尽的分析和介绍；引用了不少白求恩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党的宣传活动的调查资料，对白求恩的思想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更可喜的是，作者试图对白求恩为什么要来中国这个问题进行客观评价和说明，不少见解是有根据的。如作者引用了白求恩给马克思·斯科特的信，信中说：“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作者还认为：“白求恩要到中国去的这一决定，是白求恩一生事业中最成熟的一个决定。”这些材料对研究白求恩是很有价值的。此书还第一次引用了与白求恩同来中国的那位加拿大护士琼·尤恩的回忆录，记述了白求恩与朱德同志会见的情景。白求恩的思想》(一九七六年加拿大出版)一书，主要是通过大量引用已有的和新发现的白求恩的文章、书信、报告等来阐述和探讨白求恩的思想发展。书中附有一百多幅有关照片，有的资料和照片是第一次发表。作者为研究白求恩花了大量的心血，用了三年的时间，访问了加拿大、美国、英国、中国、西班牙、墨西哥等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位人士，发出近四千封信，对白求恩生平事迹进行广泛的调查，特别是与白求恩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获得了不少文物和资料。作者对我国很友好，两次到中国进行访问，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白求恩思想发展的探索
对白求恩思想及其发展的研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些人认为白求恩是个“不稳定的叛逆者，向传统挑战纯系受一种美化自己的愿望所驱使而采取的行动”；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宽宏大量、才能横溢的人，是个超时代的人物；他对自己的专业的热诚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外为白求恩树碑立传的各种书中，作者们从各自角度出发，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一九七五年我们曾与作家阿兰讨论过白求恩世界观的形成及其思想发展。阿兰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他也正在研究。没来中国以前，他觉得比较了解白求恩，但来中国访问了白求恩的老战友和当地群众，听了他们深刻感人的回忆后，他发现他并不十分了解白求恩。阿兰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努力按照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的精神去写白求恩的，没有毛主席这篇文章就没有我这本书。我要搜集更多的材料，用大量的事实告诉西方读者，不是中国人向白求恩学了什么，而是白求恩向中国学了什么，从而让加拿大、美国以至全世界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认为：“白求恩是个复杂而变化无常的人”；“白求恩特有的地位在他逝世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得到完全确认”。他说他曾与加拿大历史界的朋友们讨论过白求恩的政治观，他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白求恩是个共产党员，因此变为毛泽东中国的英雄，而成为西方世界的叛徒。”
加拿大朋友们说的“加拿大给了中国一个医生，而中国却给了加拿大一个英雄”的话，是对中加两国人民友好的称颂的表示，确切地说，白求恩来中国以前就已经是一位当代世界英雄。正如一家多伦多报纸评论中所说的：“一些加拿大人并非不知道白求恩是个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早就明白白求恩医生是一位实现自己理想的理想家，是一位彻底献身而勇敢的人。”
白求恩从小形成的热爱科学、勇于进取的精神是与他本人的刻苦学习和家庭影响分不开的。他在青年时代曾当过伐木工人，卖过报纸，在轮船上烧过火，在饭店当过侍者，这对于他后来能够同情劳动人民，并为他们忠实服务的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关系。在白求恩新世界观未形成以前，有过苦闷、彷徨和探索，思想上和生活上也曾走过曲折的路，其中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曾得过当时认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这给他精神上和肉体上以重创。但是，他没有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畏缩，在他不受传统思想的羁绊、勇于进取的精神鼓舞下，终于征服了病魔，攻下了治愈肺结核的难关，创造了许多医疗器械，逐步成长为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曾经做过医疗社会化的大胆尝试。他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对当时苏联的考察，在他世界观的转变上发生了决定的影响。斯图尔特认为：“他一直不断地寻求一种表达自己心愿的方式，这种方式符合他那种想过有意义而且生动的生活的愿望。最后，他终于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里寻找到了。”一九三五年加入共产党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斗争，并以自己卓越的医疗实践，参加了支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输血队。一九三八年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直至把鲜血洒在中国的土地上。
白求恩来到中国以后的思想发展也没有停止。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他是逐步适应、认识和熟悉的。这个过程，就是他的思想不断提高的过程。白求恩一九三九年说过一句名言：“今天我们支援你们，将来你们胜利了，也同样会支援我们。”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这些都对我们分析和认识白求恩的思想给予了深刻而宝贵的启示。我觉得：这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白求恩的言论和行动作了最精确的历史概括。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感谢为当代世界英雄白求恩树碑立传的敬爱的作者们，并希望出现更多更好的为白求恩这样的当代世界英雄树碑立传的作品。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
马连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