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待诏题跋》，自然是收入《类编》以后别行的书名，在《甫田集》里是不会这么叫的。前人喜欢称呼官衔，其实官衔这个东西，用来讨个人情，图点方便，当然很有用处，至于标作书名，岂能文以官重？特别象承旨、待诏这类称呼，在今天听起来，委实使人觉得不痛快。而且将“待诏”加于文征明头上，恐怕也很违反其本人意愿。文征明活了九十岁，却只当了三年待诏。在待诏任上，还不断受到排挤，人家说：“我们翰林院，怎么收揽画匠！”他在三年里，三上辞表，终于归老苏州。可见他是不乐于当待诏的。
且说上述题跋卷下，有一篇《题张企斋<备遗补赞>》，全文近四百字，不算太长，不妨抄它一遍：
自古国家未尝无骨肉之变，而唐太宗之事出于不得已，然不免后世之议者，《春秋》责备之义也。我朝壬午之际，事出非常，视临湖之变，尤为有名。而一时死事之臣，独视王魏诸人有光焉，则是我国家元气之正与夫作养人材之盛，有非前世所能仿佛万一也。惟是一朝史书废缺，统纪不传，实非细故。文皇晚岁，稍稍悟悔，盖尝形诸言矣。而当时无将顺之者，遂使一时之事泯没不传，则于靖难诸臣不能无责焉。自睿皇以还，国禁渐弛，乃今遂不复讳。故《革除遗事》、《备遗录》次第梓行；而一时死事诸臣，遂传于世，于是有以见忠义之事不可终泯也。有志之士读其事而慨其人，低回慕仰，往往形诸录赞。岂惟以其人哉，亦思所以补史氏之缺也。观企斋先生张公所补二十九赞，辞义严正，气概凛然，意将追而及之。于是先生年六十，忠义之气老而弥坚，足以知其生平之所养矣。某，末学晚生，知慕前烈，亦尝窃识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读斯赞，辄书于后，以识余愧。
这结末的几句话，说得那么恳切坦率，使四百多年以后的读者，也不禁“低回慕仰”，肃然起敬。文征明是特别以书画闻名的，对于书画，我的欣赏水平很低，无话可说；但我有一个信念，以为一个人有这样的襟怀器度，在掌握了一定技巧之后，他创作的书画，其意境格局必然不会落入凡猥。
上面这篇题跋小品，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有点语言的隔阂。还因为讲的是具体的史事，所以需略作说明。按“壬午”为一四○二年，即明代第二朝的建文四年，接下去便是成祖永乐。建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洪武二十五年，懿文皇太子未即位而死，遂立懿文之子允<SPS=0724>为皇太孙，是为惠帝，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后继统为君。明成祖是允<SPS=0724>的叔父，明太祖的第四子，于洪武三年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到北平就藩。“是时，帝念边防甚，且欲诸子习兵事，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燕、晋二王尤被重寄。”(见《明史》卷一一六晋王桐传)
惠帝即位，对于这样占据要害地带，又兼手统重兵，而且言行颇有点儿骄僭的叔父，自然放心不下。于是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削藩”的建议，摭诸王之罪，采取分别惩办，逐一废为庶人、夺削藩封的办法行事，依次将及燕王。燕王遂举兵造反，以讨奸臣变更太祖定下的旧制为名，号其师曰“靖难”。
洪武末年，一些元勋宿将几乎已被朱元璋诛亡殆尽。所以燕王起兵以后，除在山东碰到了阻力以外(守将就是现在济南大明湖铁公祠里供着的铁铉)，简直势如破竹。终于打进南京，惠帝“阖宫自焚”，遂即位为永乐。“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见《明史》卷五成祖纪)
成祖与惠帝是叔侄，因为抢夺偌大一份基业而火并，落得你死我活，所以叫做“骨肉之变”。唐太宗为秦王时，曾引兵入长安玄武门(临湖殿)，射杀兄弟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世称“玄武门之变”。文征明引以为喻。建成旧臣魏征、王<SPS=0841>，后皆臣事太宗，没有“从一而终”。“临湖之变”以后，诛戮不多，而建文诸臣，则是“死者甚众”，而且大半应该叫做虐杀，颇为残酷的。故文征明与“临湖之变”相比，谓之“有光”。这里宣扬正统观念，自是时代的局限。
成祖在位二十二年，皇帝做稳了，就回过头来称赞“从一而终”的建文诸臣，说：“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尔。”这就是所谓“文皇晚岁，稍稍悟悔，盖尝形诸言矣”的“言”。
《备遗补赞》我没有找到，只找到了《革除遗事》和《备遗录》。收在《金声玉振集》第十五册里的《革除遗事》，共六卷，是影印的明刻本，但脱误之处却不少。“是编也，本莆田宋公端仪《革除录》，并收张芹、林塾二家。”《备遗录》即张芹所编，见于《说库》第三十四册，断句多误，也不是好版本。
革除，即燕王朱棣打到南京自立为皇帝以后，下诏革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算做洪武三十五年，建文称帝的四年历史，一概不予承认。这样一“革除”，他这个成祖文皇帝，就是径直联接太祖高皇帝的第二代了。《革除遗事》、《备遗录》，以及《备遗补赞》，目的就是为建文死难诸臣立传，补写这一段被革除的历史。秦始皇发狠把史书烧掉，而更多的人就起来千方百计苦心焦虑地重新把被烧毁的史书加以拼凑补缀，使之重现于世。禁毁的后果只是提高这些史书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惜当皇帝的总是不能认识这条规律。
建文文武诸臣被杀于成祖，其残忍惨酷以及株连之广，是很惊人的。题跋中说：“非前世所能仿佛万一”，就是这个意思。在文征明当时，虽说已在“国禁渐弛”之后，也还只能委婉曲折地表达其感慨，而寓贬于褒。读者从《且介亭杂文》中《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诸篇，可以尝鼎一脔，约略想见《革除遗事》等书的记载。这里且引录《遗事》卷四里的一段，以见一斑：
文庙继统，召(陈)迪责问。迪<SPS=0258>骂不屈，与子凤山、丹山六人同日就戮。将刑，凤山呼曰：“父亲累我！”迪叱使勿言，因骂不绝口。命割凤山等鼻舌，熬熟，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俱凌迟而死。
以明代人写明代事，既有见闻切近的一面，又有顾忌时禁的一面。所以往往要于赞叹建文诸臣忠义之余，又来赞叹成祖的宽仁厚德。但这种赞叹又往往变成嘲讽，也许并非作者的本意，而其客观的效果却总是如此。《革除遗事》卷一把“洪熙初元”的一篇《御制大明神功圣德之碑》抄了进去，特别有趣。碑文说，燕王在被建文的奸臣造作诬谤之后，“省己不愆”，坦然处之。上章自白，格不得达，于是只得带同护卫将士，朝京师面奏。在建文元年(即“革除”后的洪武三十二年)七月从北平出发，走了整整三年，直到建文四年(即“革除”后的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才渡过长江，到达南京。正欲趋朝，而建文帝突被奸臣胁迫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源源本本录一通仁宗皇帝的御制碑文，确有“不着一字，全得风流”之妙。
看了《革除遗事》和《备遗录》以后，更明显地见出文征明的感情之所向。他同情建文诸臣死难的酷烈，痛惜史传的零落，长期关注着朝廷的禁忌随同时移世改发生的变化，对陆续梓行的有关著作都不放过，对这些诗文的作者充满了高山景行的慕仰之感，他自己也在收集材料，渴望有所表述，但是不免顾虑重重，欲言又止，最后，在读了张企斋的《补赞》之后，直抒胸肌，写下了“某，末学晚生，知慕前烈，亦尝窃识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读斯赞，辄书于后，以识吾愧”那样令人低徊不已的话语。
人们偶获旧书，有时候能得到意外的欢喜，那就是发现先前的读者在书上写下了他的读后感。因读文征明的题跋，不禁引起这种想望：愿广大读者都来写作这样的小品，并望编辑出版机构能汇印有价值的题跋。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