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史》涉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开港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近代日本发展的全过程。这是日本史研究中问题较复杂、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历史时期。《日本近代史》的作者，并不回避这些问题，相反，却紧紧地抓住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纷纭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集中地表现在作者对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分析上。
关于明治维新性质问题，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史学界(特别是日本史学界)，一直争论了五十多年，始终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至今还在继续探讨。在几十年的争论中，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是两大观点的对立。一种意见认为，明治维新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他们常常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加上“不彻底的”、“未完成的”或“半途而废的”冠语(这种观点，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论”)。与这种意见相反，另外一批史学家则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封建制度的重新组合，它导致了绝对主义专制王权的形成(这种观点，被称为“绝对主义专制王权论”)。《日本近代史》的作者，却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即“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换句话说，明治维新乃是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①
这一新观点，是通过艰苦的劳动之后提出的。在探索明治维新的性质的过程中，作者首先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几十年来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性质的“两大派对立的意见，其争论的焦点何在？”然后，他客观地对两大派的观点进行了具体分析，发现其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看待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权，和1873年地税改革(农业改革)后建立的土地制度问题。”在学术争论中，经常由于学者之间占有的资料和研究的角度相异，因而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尽管观点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力图对历史事件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日本近代史》的作者，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对日本史学界的两大派观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既充分肯定“各有其合理的部分”，又指出其各自的不足之处。
主张“绝对主义专制王权论”的史学家，重视人民群众在明治维新运动中的活动和重要作用，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揭露了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以及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封建性质。作者肯定地说：“这些都是符合历史真实和历史规律的科学成果。这一派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接着作者又指出这一派史学家的观点的主要弱点，在于过分强调了明治维新的封建性，而未能准确地把握明治维新的性质，低估了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对于另一派史学家的观点，作者则认为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帮助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明治维新和天皇制的性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因而也是颇有贡献的”。但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了其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而过低地估计了它保留的封建因素”，因而对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封建性的研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看清了几十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和两派学术观点的优点和弱点，是作者提出独自的新观点的重要前提。作者承认，他从各派的观点中，得到了“很多的借鉴和启发”。正是在取其所长、去其所短的基础上，他才得以对这些争论的焦点，提出自己的堪称独创的见解。
他认为，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实行的地税改革，“其实质在于改革土地制度”。明治政府通过承认既成事实的办法，确认了在幕末时期因封建经济解体和农村阶级分化逐渐产生的新兴地主，以及富裕自耕农对土地的所有权，最后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这种新的土地所有制，具有两重性，即“就土地自由买卖，土地成为一种商品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言，它比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进步，是一种近代的土地制度”，而就新兴地主，多数人过去与封建领主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改革后的农业经济，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还保留着好些封建的因素。因此，这种土地所有制是打上封建烙印的近代土地所有制。”②
关于近代天皇制性质问题，作者着重于从它的阶级性质和阶级基础去分析研究。他首先分析了近代天皇制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背景和阶级斗争的形势，认为“它是经过由下级武士改革派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势力，同德川幕藩封建领主阶级进行激烈搏斗，打倒了封建领主统治而上台的，而且，成为下级武士改革派大靠山的天皇，及其‘朝廷’势力，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倒幕维新运动。”③作者还认为近代天皇制政权建立后，虽然仍保留着‘朝廷’的传统的、独特的一套机构、制度、法规等等，但是，“它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天皇家已不是封建领主阶级的成员之一，“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皇制的阶级基础已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属于资产阶级专政范畴)。”④
《日本近代史》的作者，避免一般的泛泛而论，注意了论从史出。例如，作者为了阐明“日本明治维新是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一观点，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实上提出了详实的论据，进行了层层深入的论证和说明。在史实上，作者就提出了六个根据。
首先，他着重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东侵和东方民族民主运动兴起的角度，以更高的视野，分析了明治维新的国际背景。这也是吸取日本史学家近期着重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明治维新的成果之后，作者提出的新看法。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一特定的世界历史发展条件下，长期“锁国”的日本被迫“开国”，标志了建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最后完成。日本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强制实行资本主义改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揭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奴役日本的序幕。“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半殖民地化危机”。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为要避免走印度或中国的道路，彻底摆脱危机，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就必须“打倒腐朽没落，且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的反动卖国的封建幕府，实行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维新变革”。这就是历史赋予明治维新的使命。
接着，作者又对倒幕派武士所提出的“攘夷倒幕”口号进行了剖析。作者认为，“‘攘夷’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口号，是开港后社会地位日益沦落，度日维艰的大批下层武士和广大民众共同的民族主义情绪。改革派武士从‘攘夷’发展到‘攘夷倒幕’，是日本各阶层志士仁人争取近代民族形成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同封建幕府的反动卖国主义的斗争”。它“体现了民族独立要求和资产阶级改革要求的密切结合，”因此，“攘夷倒幕”从它开始之日起，“就使倒幕维新运动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
虽然有许多史学家从各个角度对倒幕派武士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地位进行了分析研究，但往往“忽视了他们作为近代民族民主运动活动家的重要属性。”作者在分析典型维新志士的基础上，又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明确地指出：“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改革派武士本身，就兼有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改革的要求。这是他们发动和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根本指针。”
作者对倒幕武士在明治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但是他并没有忽视日本劳动人民的重大历史作用，而是强调指出：“幕末以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暴动为标志的日本人民反封建革命斗争，在开港后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置身于民族民主运动之外，相反地正是人民斗争构成这一运动的根本动力。”他认为，农民和市民在斗争中提出的“改革世道”的主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因为这里所指的“世道”，已不是封建锁国时期的“世道”，而是“半殖民地危机黑云压城的‘世道’，无庸置疑，改革这种‘世道’，已决非单纯推翻国内封建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幕末时期的日本人民斗争运动，“同样具有争取日本近代民族形成的民族民主斗争的性质”。
对于1868—1869年的戊辰国内战争，作者不同意把它看成是一场新老封建派之间的“混战”，他认为“戊辰国内战争，是倒幕维新派成立的明治新政权，同封建幕府之间开展的，武力夺权和武力反夺权的一场斗争”。作者还特别指出，“戊辰国内战争虽然对象是封建幕府，然而它不单纯是国内反动势力，还有外国势力作后台。”因此，如果这次战争明治新政权失败，幕府取胜，那么，“卷土重来的已不会是‘祖宗之法不可更改’的封建幕府的家天下，而将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傀儡政权重新上台”。从这个意义来说，“戊辰国内战争又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独立斗争的特性。”
最后，作者从明治维新的各项重大改革，说明了这次改革具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特性。他说：“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总目标是实现日本民族的独立富强和建成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富国强兵”的口号，是“明治维新时实行整个社会变革的总目标，”“有其变革腐朽没落的封建军事制度、建立近代民族独立国家自主防卫的积极意义”。虽然“富国强兵”最后导致了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后果，但是应该看到“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制度，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有的属性。”另一方面，历史事实还表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完成，在时间上大体是和日本近代民族完全形成、实现民族独立相一致的。
作者在史实上作了详尽的论述之后，又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检验。作者引用了列宁的有关论述，并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列宁“特别强调明治维新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时期的历史事件。”“经过明治维新建成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对列宁关于明治维新是“革命和改革”的提法，⑤作者认为，应该全面完整地从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来理解，那么，“就可以明白列宁是将明治维新规定为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历史事件。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于‘革命和改革’的提法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为近代民族民主运动，实质上是具有民族革命要求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当然，这样理解列宁的论述是否准确妥当，还可以继续深入地探讨。
在史实和理论上为明治维新的性质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论述以后，作者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对明治维新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比较。这就是：在明治维新前夕，由于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极为幼弱。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猝然侵袭之下，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均未成熟，这就规定了日本不能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只能走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道路。明治维新所以能够成功，其内部条件是“推翻了与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相勾结的、反动卖国的封建政权，建立了能够主持近代民族形成和资产阶级改革的新政权”；其外部条件，则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亚洲人民反封建反殖民压迫运动的高涨。正是由于明治维新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形成了它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独自的特点。
以上，我们以明治维新为例，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近代史》作者的治学态度和他关于明治维新的新观点的形成过程。这对我们这些年青的日本史工作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日本近代史》这部著作的新颖特点，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在编排体例上的创新。在一般的通史或断代史中，都是按年代顺序来安排的。当然对此无可非议，但往往对一个完整的史实和事件不易集中地进行叙述。作者打破了这一通常做法，采取了新的体例，在章节安排上不是按编年顺序，而是力求有重点地阐述重大历史事件，紧紧围绕作者的根本观点，从各个角度，层层深入地进行了论证。全书从第一章《“开国”前后的日本》至最后第十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包括了整个日本近代史，按章、节、目安排，问题集中。为了充分阐述明治维新的性质、强调其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作者不惜用两个专章重点叙述了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又辟专章阐述了明治维新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这就不为体例所限，便于充分自由和深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有近乎专题讲座和偏轻偏重的问题存在，如何更好地照顾全面，还是可以继续探索和尝试的。但是本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写法(又照顾了史实的完整和所论的重点)，是值得重视的。这是编写通史、断代史的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
《日本近代史》的文字表述也颇有特色，如行云流水，确是一本饶有兴味的书。一部学术性著作，并不干巴巴枯燥无味。它没有长篇的摘引史料和经典著作的语录，而是深入浅出地夹叙夹议，给人以清新明快的感觉。这是与作者的文学造诣分不开的，也是打倒“四人帮”后，在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文风上的可喜转变。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观点明确，毫不吞吞吐吐，同时又决不武断，而总是充分肯定各学派的贡献和成果，总是以商榷的态度进行探讨。它如此明确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又充分尊重各派的劳动和成果，取互相切磋的态度，是应该提倡的良好学风。
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不顾虑种种“禁区”，有理论勇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敢于冲破“禁区”，并没有完全照搬共产国际制订的日本共产党一九三二年纲领的提法)。作者正是依据丰富的史实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才能不畏艰险，有所突破，在日本近代史的研究中提出了自己学术上的创见。
对作者的新观点，我们认为是比较符合于日本近代的史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许多长期不好解决的难点和说不清楚的问题，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对一些主要史实的解释也比较令人信服了。当然这种见解是否真正符合历史真实和历史规律，还有待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进一步探讨。但是，作者敢以一家之言，公诸于学术界，作为我国日本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起步，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和赞许的事情。
我们当然并不是说，本书已是完美无缺的。例如：本书一些史实需要订正。如对明治维新后几十年里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作者指出是“始终不足一町步”，事实是在一町步上下波动。⑥又如对伊藤博文被刺的叙述是“他为了去俄国访问，路过中国东北时”⑦，史实是他为了在东北与俄国使节谈判。
此外，本书对一些问题的论证，尚感到深入的不够，也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对天皇制的分析，就仍嫌单薄，而如何深入地剖析下级武士改革派的阶级属性和准确评价其历史作用也需要深化和充实。又如对地税改革后所确立的近代土地制度问题，就使人觉得论证得不够充分。尤其是因为作者观点不同，而在全书中对自由民权运动没有给予应有的表述，这种安排是否妥贴恰当，还是可以商讨的。作者把明治维新的下限划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太长了？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还想说的一点是，作为一部学术性著作，应当要求对每一条重要的论据和史料都注明出处，最好是第一手或第二手的资料。《日本近代史》缺少重要史料的详细注释，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我们这些年轻的日本史研究工作者，热切地盼望作者精益求精，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 见《日本近代史》，第五章，第二节，第155页。以下引文均见第五章，第148—176页。
②《日本近代史》，第108—109页。
③ 同上，第195页。
④ 同上，第196、198页。
⑤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埃格耳哈夫”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779页。
⑥《日本近代史》第111页。可参看安·格拉德著《日本的土地与农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30页。
⑦《日本近代史》第349—350页。
王金林/汤重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