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的成名，没有什么秘诀在内，无非是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老问题：文学创作重在写“人”，写社会中真实的人，写有生命的活人。多少中外名家名作的创作经验，说明的都是这句“老生常谈”。老舍在他的《老牛破车》中，也发表过一段精彩之极的“旧说法”，他说：“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这是老舍关于小说创作和文学特性的真知灼见，更是他自己的创作追求的自白。
看看老舍一生所写的几十部短、中、长篇小说和几十部话<IMG=BB80106901>剧、戏曲剧本吧。尽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有高有低，正象十个手指头不是一般儿齐；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眼睛紧紧盯住笔下的人物，把人物创造视为作品中心的创作特色，却是始终如一，很少例外。即使在老舍先生为“赶任务”而匆匆写出的作品中，也仍能看出他对人物创造的注意和努力。至于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好就好在人物写得真，写得活，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今年春天，因北京人艺重新公演而再度轰动文坛的《茶馆》，在短短三万字的篇幅内就写出了几十位出入“茶馆社会”的“老北京”，深刻地反映了祖国黎明前的三个黑暗时代。老舍擅长塑造人物的这等神力，教人没法儿不佩服。最近，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时重印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艺术享受，因为，在这部洋洋八十多万字的煌煌巨著里，我们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特长，写出了比《茶馆》人物更细致、更丰满的一代北京人。书中那条住满了活“人”的“小羊圈胡同”，就颇有点儿象是赫赫有名的“大观园”。是的，《四世同堂》的人物创造，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红楼梦》的笔力和神韵。
三教九流的人物写得多，是《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特色之一。一般来说，长篇小说之“长”，常常长在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或一家一事，细细地叙述其来龙去脉，成长、发展和演变。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把时代的、社会的诸多有关因素带进来。象老舍自己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牛天赐传》和《离婚》，顾名思义就是以一人、一事为主的。写好这类单线索贯穿的长篇小说当然很不易；而且，大手笔也常常是把笔触伸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在广阔的天地里写出人物群像来的。但是，相对的说，象《四世同堂》这样一骨脑写出一条胡同各家各户(实为各行各业)的沉浮兴衰，为沦陷时期的“北平”老百姓们立传，遇到的困难毕竟要更多一些，作家的生活阅历是否深广，艺术表达才能是否精湛，都将遇到更为严峻的考验。弄不好，就会心有余而力不逮：要么，书中的人物虽有姓名而无生命，事件的叙述淹没了人，所谓“人物”只不过是些形象模糊的影子；要么——干脆写不出来。
然而，人物众多、热闹非凡的《四世同堂》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只要读过这部书，就好象也在“小羊圈”里住了好些年，那么多胖的、瘦的、村的、俏的、贫的、富的、贤的、愚的、高的、矮的……，七个大门里的几十口子男女老少，都成了使我们感到兴趣的老熟人。起码，教我们久久不能忘怀的人物有：“四世同堂”的“老人星”祁老者，被日本人逼得投河自杀的布店掌柜祁天佑，正直善良的中学教员祁瑞宣，贤妻良母“小顺儿的妈”，匹马单枪和日本人死拚的爱国诗人钱默吟，一心想巴结日本人的下台北洋官僚冠晓荷，女光棍兼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的大赤包，唱大鼓书出身的姨太太尤桐芳，后来当了女特务的摩登女郎招弟，老年间的搬运工人“窝脖儿的”李四爷，眼神不济可心眼极好的李四大妈，给洋人“摆台儿”的丁约翰，会耍狮子的棚匠刘师傅，京戏女艺人文苦霞，说相声的方六，沿街叫唤“转盘儿话匣子”的程长顺，被日本人砍了头挂在前门五牌楼上示众的车夫小崔，小崔的吵架对手兼生平第一好友的剃头师傅孙七，因受日本人侮辱而气死的农民常二爷，江湖好汉金三爷，窝囊废书生陈野求，无聊浅薄的小汉奸、干巴瘦猴祁瑞丰，一身肥肉全无心肝的胖菊子……还有李空山、蓝东阳、高亦陀、牛教授等大大小小的各类汉奸。这么多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物，出现在一部作品中，在别的书里我们还很少见识过。人海茫茫，世途惟艰。《四世同堂》创造出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反映了时代面貌，可以说再现出一座日伪统治时期的“北平”城。
是的，我们在《四世同堂》里，能够看见一座黄沙<SPS=0817>漫、苍凉滞重的“北平”城。“北平”人婚丧嫁娶的礼仪，“北平”人四时节令的酬酢，那么深远的文化传统，那么多采的旧京风物，这一切，老舍先生都表现得绘声绘色，细致入微。单从这些方面看，哪一部“北京风俗志”赶得上这《四世同堂》呢。当然，这绝不是一部方志书，小说中的风土人情愈是写到浓烈处，我们愈是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屠刀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阴影，愈是感受到“北平”人民的亡国之痛。原来，写风俗仍然是为了写人物。
注重写人物和善于写人物，从作品的艺术效果看，当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时会横亘着一段颇为遥远的距离。君不见古往今来的文坛上，不少人写出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终其一生却留不下一个值得人们记忆的人物。多少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里，无声无息，随着逝水东流了。只有《四世同堂》这样写出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的作品，才永葆青春。
前述《四世同堂》中的三教九流人物，他们不是书中某个中心人物的所谓陪衬者，在各自的地位上都是主要的角色，谁也无法代替谁。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一样，错综复杂，互不重复，一人有一人的相貌，一人有一人的性格，一人有一人的行为，一人有一人的语言。这些人，每个人的出场都为我们的视野开辟出一块新天地，在每个人物的身上都能闪烁着艺术创造的光彩。
比如，女汉奸大赤包儿这个人物，在我国文学人物的画廊中，就是不会被别一个人的艺术光芒所遮盖的“这一个”。
此人外号所以叫做大赤包儿，因为这个快五十岁了的老女人专门爱穿红衣服，厚厚的脂粉藏不住脸上的皱纹和雀斑，很象是北方夏天的一种小瓜“赤包儿”，经儿童玩耍揉弄之后，皮儿皱起来，红皮下露出了里面的黑种子。大赤包儿的气派大得很，一举一动都颇象西太后。这不光是因为她的个子比丈夫冠晓荷高出一头去，还因为她比丈夫更早地巴结上了日本人和大汉奸，当上了在她看来是光宗耀祖的“新朝”官儿——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大赤包儿的一部升官发财史，就是她无耻、贪婪、暴戾、狠毒、奸诈、残忍，外带泼辣、干练等独特个性的大展览。大赤包儿串门子，大赤包儿过年，大赤包儿逛北海，大赤包儿打麻将，大赤包儿和小崔打架，大赤包儿欢迎日本特使，……这都是她历史上的大关节目，由老舍先生幽默、辛辣的语言艺术写出来，真是好看煞人。这里只讲一件小事吧。那一次，冠晓荷想去日本人那里密告紧邻、爱国诗人钱默吟，却又犹豫辗转听来的消息不真切。此时，大赤包儿发话了：“真也罢，假也罢，告他一状再说！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教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地向着日本人，不也有点好处吗？你要是胆子小，我去！”这段话，在她称霸“小羊圈”，以“北平第一个女人”自居的全部霸业中，算不了什么。但就是她的这几句话，把钱默吟一家害得家破人亡了。由于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异常生动，在她身上概括了国难时期应运而生的许多恶人的特点，形象的认识作用就跨越了时代。从她的为人行事中，我们必然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期间的许多人和事。
大赤包儿和她的丈夫冠晓荷，是“人”中的丑类，小羊圈的居民们都用憎恶、愤恨的眼睛瞪着他们所居住的“三号”。但是，三号并不就是清一色的汉奸窝，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两个受到邻里谅解的人物：个子瘦小眉眼很俏的姨太太尤桐芳，后影儿很好看面孔不怎么样的大小姐高第。这两个人物谈不上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可她们决不是大赤包儿夫妇的同类。象尤桐芳，她的身世，她在冠家的地位，她和邻居们的关系，她一心要杀死几个日本兵报仇的决心等等，都很值得人们同情甚至于尊敬。然而，这个人的为人行事，又处处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姨太太。
同样，“四世同堂”的五号祁家，是全胡同的人们都敬佩的好人家。老一辈的祁老人、祁天佑、天佑太太，是忠厚善良的老实人，他们的形象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自己的祖父、父亲那一代人，这里暂且不说。单说少一辈的祁瑞宣、祁瑞丰、祁瑞全三兄弟吧，老三瑞全是个爱国者，日本人进了“北平”城，他第一个逃出“北平”去参加了抗日的军队；老大瑞宣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亡国之痛的磨难，既要担负全家的生活重担，又时时受到汉奸们的排挤和迫害，但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始终坚守住内心深处的民族气节。就在这个家庭里，偏偏出了个一心要当汉奸、而又一直得不到汉奸赏识的祁瑞丰。这是个老婆被汉奸抢去他都感到无所谓的卑污小人。他也生活在祁家，在气氛上似乎不谐调，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小羊圈”的其他人家，比如那个不愿作汉奸而终于作了汉奸的牛教授，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里，就涉及到《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一个重要特点：真实，发人深思的真实。在老舍先生笔下，人物不是机械地复述作者政治见解的傀儡，生活不是为图解某种观点而人为地去简单化。他把生活、人物的全部复杂性，如实地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进行再认识，加深对生活的理解。老舍先生是一位充分信任读者的鉴赏力和理解力的大作家。
我认为，《四世同堂》人物创造的这种真实感，是极为可贵的。我所说的真实感，不仅指的是书中那么多的细节真实描写，不仅指的是表现在人物身上的那些浓厚的人情味，还指的是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四世同堂》全书几十个登场人物中，没有一个鹤立鸡群的“英雄典型”，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中的某些人，曾把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当局的身上。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表现“北平”人民的悲惨遭遇，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我们阅读《四世同堂》时在感情上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正是如此。书中所写的是眼泪，是痛苦；而在我们的耳畔，却响起“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脑际想到了我党领导着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为拯救祖国、拯救人民进行着伟大的斗争。要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联想力，因为这是历史事实。须知，我们不能要求文艺作品——而且是“一部”文艺作品，把生活的一切方面写尽。如果有谁想看抗日战争期间的英雄故事，尽可以去读别的作品嘛！《四世同堂》专门记载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页痛史，我们同样感谢作者。至于《四世同堂》的人物口中有关于“中央政府”、“蒋委员长”之类的极个别词句，这是特定的时代、生活打在人物身上的烙印，根本没有什么奇怪。事实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一方面表现了“北平”普通老百姓对国民党“打回来”抱有希望，一方面写出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弃保定，丢南京，武汉撤退，广州失守等事件，“北平”人民盼望国民党军队打回来的幻想逐个破灭。这既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也含有极为深沉的讽刺、批判意味在内。
也许就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吧，《四世同堂》这部书，自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于一九四九年将它的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印到四版之后，在过去了的整整三十年间，新中国的出版界对《四世同堂》持冷淡态度，一直没有重印它。在此期间，国外不仅出版了英文译本，日本的铃木择郎先生也将《四世同堂》全书(包括第三部《饥荒》)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这种怪现象的出现，难道是光彩的吗？！
现在，《四世同堂》终于时来运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而且，这次重印，只是以老舍先生的工整手稿为底本，改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一些错别字和衍、漏之处，至于长期以来被误认为“不合时宜”的字句，则“不删、不改”，保持作品的本来面目。好！我为出版界这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常作法鼓掌喝彩，为广大读者终于能够读到老舍先生的艺术杰作感到高兴！
(插图：丁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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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丰的中山装好象有几千斤重似的。他觉得非常的压得慌。……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的各处立着，……他们好名胜都害着什么病。
王行之/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