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同志含冤逝世十二周年的时候，他在解放后写的历史论文重新编定出版了(《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重读翦老的文章，深深地为他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原则精神所感动和鼓舞。他的许多意见，直到今天，对于历史的研究和教学，还有着重大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翦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教育工作者。《选集》中的好些文章，就是他为指导历史研究和教学而写的。这类文章论述和纪录了我国历史科学的路线、方向和发展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翦老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认为，这是研究历史，解决历史问题的“钥匙”。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是学习经典作家分析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在一九五○年写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就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还从自己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好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学习，即“通过史料的分析，练习理论的运用。更好的办法是通过百家争鸣的办法提出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事件或人物展开争论”。(《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研究历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目的是用理论来分析、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我们今天的革命实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研究历史还要解决好：
理论与史料的关系。解放初期，从旧社会来的不少历史研究者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过份强调史料，甚至认为“史料就是史学”。他们的史学著作，大量的堆积史料，不能说明历史的主要问题，更不用说阐明历史的规律了。翦老的一些文章曾着重批评了这种倾向。可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史学界受到“左”的干扰，开始忽视史料，翦老在强调理论学习的同时，也批评了一些人轻视史料的倾向：“只是空空洞洞地讲一些原理原则，或者干巴巴地讲一些发展规律，一再重复人所共知的道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史料，而且十分重视史料”，他引证了经典作家关于占有材料的重要性的论述，然后说：“问题不在于史料本身，而在于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对待史料。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运用史料，则史料愈丰富愈好，史料愈丰富，得出的结论就愈益正确。”(《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到了六十年代，“左”的影响愈烈，一些人以致把“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有人的文章虽然也引用一点史料，但“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当然谈不到“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问题”。发展到后来，更是“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翦老打了个比方：“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他大声疾呼，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料统一起来。在历史著作中，“应该是把史料融解在理论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目前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理论与考据的关系。胡适曾自称有考据癖。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把历史的考证夸大为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这就是为考证而考证。更有甚者，无产阶级的史学家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就用考证的方法来隐蔽和遮盖历史发展的规律，考证就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之一了。谁陷入了寻章摘句，支离破碎的烦琐考证，谁就“看不见历史的全貌，历史的骨干、脉络，看不见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动力，听不到历史跳动的脉搏，更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无产阶级的史学是不是不要考证了呢？翦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考证，而且认为它是整理史料的一个必要步骤。通过考证的方法，可以加强史料的可靠性，从而依据这种史料作出来的结论也就更为正确。”(《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哪些问题需要考证，哪些问题不值得考证；用什么观点、方法去考证；这些，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了。
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关系。翦老认为，“厚今薄古”是研究历史的方针，也是“史学家对待现实问题的态度在历史学上的反映。”研究古史，不是为着“好古”、“怀古”，而是“温故而知新。”“我们研究古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近代史，研究近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现代史。一切都为了现代，为了今天。”他认为“厚今薄古”只是说要以更多的力量，更大的注意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好好地研究古代史。他不同意把“厚今薄古”理解为研究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之间的“分量问题或先后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研究历史，古为今用，主要是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服务。他坚决反对历史的主观类比：“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不要推论，一再推论就会用主观之意代替客观的历史。不要附会。”(《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翦老万万没有想到，他批评的历史教学和研究的这些“左”的思潮，不仅没有稍息，而且越来越泛滥、越凶猛。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历史的具体分析和研究没有了，一部丰富、生动的中国历史，变成了虚构的“儒法斗争史”。小学、中学的历史课被砍掉了。大学的历史系，儒法斗争史成了主课，代替了中国通史。影射史学弥漫了史学界。而翦老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却成了他“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罪行”。
什么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究竟如何？历史上有没有真正的农民政权？这些是历史研究者必然碰到的重大问题。翦老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表现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历史科学的努力和勇气。
一九五一年，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失败的原因。他解释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论断“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说：“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社会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个观点，一方面是从历史事实抽象、概括出来的，在理论上显然也有所本。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就叙述过清统治者采取“减轻捐税”的“让步”措施企图缓和阶级矛盾的事实。因此，这个观点迅速地为极大多数古代史研究者所接受。
可是，后来一些研究者对农民战争不作具体分析，无限地夸大了它的作用。翦老在一九六一年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针对这种现象，并对自己过去的解释作了修正和补充：“在经历了一次大的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有时对农民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不要毫无分析地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照例写上一节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
这样，关于“让步”的论断就更合符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了。可是，翦老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他“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罪状，遭到了戚本禹之流的攻击。戚本禹之流的极“左”论点尽管能猖獗一时，历史事实终归是历史事实，那是攻击不倒的。近年来，讨论农民战争问题的多数文章，以及古代史著作，仍然恢复了翦老的这一观点。
翦老认为，必须承认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又反复指出农民反封建的自发性。农民反对坏皇帝，赞成好皇帝。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代表。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因为“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他还提醒我们：“应该历史主义的对待农民战争，不要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要夸大农民战争的组织性、自觉性。”
封建社会的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他们的起义又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因此不可能认识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没有远大的斗争目标，不免于失败(推翻了旧王朝，建立起的新的封建性王朝，也是失败)。而农民斗争一旦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能取得胜利，就得到翻身解放。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混淆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跟封建社会自发的农民战争的质的区别，就将不能总结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
目前，有关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问题正热烈地展开讨论。当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剧烈震荡中清醒过来，越来越注意到翦老的这些论断了。
翦老十分注意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选集》中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和其它几篇文章都谈到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他主要提出这几个问题：
民族平等与汉族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对待民族问题、包括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原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实际上常常是不平等的。只要有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存在就不可能有民族平等。因此对于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用不着隐讳和粉饰，而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那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实质。”(《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汉族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主导作用，这样说“并不违反民族平等原则，因为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汉族的政治特权而是它的高级的生产方法。权利是应该平等的，作用是不可能平等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翦老反对把“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两个概念混用。因为照经典作家的说法，在阶级社会，“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同化于自己。”而民族融合，“不是一个大民族在其它民族消失它们的民族特点的情况下扩大自己，而是形成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这显然只有在共产主义历史阶段才有实现的可能。看看汉族的历史，可以证实翦老的这个观点。今天的汉族绝非纯粹的华夏族后裔，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同化了许多部族、民族而形成的。见于记载的不少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消失，就是同化于经济、政治、文化水平比它们更高的汉民族和其它民族了。
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和平相处是主流，但也充满了战争。这是因为民族矛盾是阶级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战争是解决民族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史学家不能回避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对于重大的战争，重要的是要分清战争的性质。判断战争的性质，不是根据民族的大小，也不是根据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而是根据构成这个战争的具体的历史情况。翦老还认为，“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但“不是要把历史上的民族矛盾都说成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但不等于阶级矛盾。”(同前)
民族英雄问题。翦老认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要受到阶级性和时代性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要他们“既代表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又不损害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各族人民共同承认的英雄，那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同前)
翦老关于处理历史上民族问题的这些观点，在自己的研究中便努力加以贯彻。
翦老的《文成公主说了话》和《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两文，热情地歌颂了文成公主将汉族的先进文化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文化的发展；也高度地赞扬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勇于接受唐代文化的宽阔的胸怀。他认为，松赞干布跟大唐王朝联亲，接受大唐的西海郡王和驸马都尉的称号和官爵，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符合民族平等原则的，但却遭到吐蕃大贵族保守分子的反对。“因为保卫落后，就是保卫他们的特权。”翦老讽刺说：“他们可以在销甲上面留下两个小孔，让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邻人的财富，但绝不肯在吐蕃的边境上打开一个窗户，让文明的光辉射入吐蕃。”
翦老也不同意传统的看法：汉王昭君前往匈奴和亲，是汉朝的屈辱。他在《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中对和亲政策作了历史的评价。过去的诗人、戏剧家把昭君出塞写得凄凄切切，翦老揭露说：“隐蔽在诗人眼泪背后的除了诗人们个人的伤感之外，还有贯通一切时代的共同东西，这就是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道德观念。”这个论断不错。今天时代变了，大汉族主义和封建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批判，人们就能历史主义地看待和亲政策了。
科学的历史研究，越来越感到考古的重要。翦老研究中国历史，一开始就很重视运用考古材料。抗战时期，他曾利用当时不多的考古材料，写过两篇古史论文：《论夏族起源与史前之鄂尔多斯》、《论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从解放后发掘的材料来看，翦老的结论是可以再商榷的)。他稍后写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也尽量地将考古发掘材料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因而大大地开拓和丰富了中国古史的研究。
解放后，我国的考古工作大规模展开，各地结合着基本建设工程，出土了大量文物。一九五四年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会”。翦老以极大的兴趣看了展出，写成《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他说：“这些新的文物将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给以补充、订正，甚至要给中国的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历史问题。”
翦老讲的这话，也是他自己的体会。过去，他根据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都发现在北方，同时，旧石器遗址也都发现在北方，于是推论：“中国最初的人类是出现于华北靠近蒙古一带的地方。”可是一九五一年四川资阳人的发现，使他对“过去的推论就要重新考虑了。”一九六五年，更南方的云南元谋又发现了猿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翦老的处境已经艰难，无法写文章了。倘若他写成文章，一定会认为，新的考古发现，已经打破了他的推论。
这次展出的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文物以及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文物，丰富了他对商代文化的范围和商代早期历史的认识。五十年代初，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物出土得还不多，他很希望出土更多的文物来解决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他说：“我在十几年前曾经主张过西周是封建社会，我当然希望新的考古发现能够确切地证实我的主张，但也许我的主张在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被否定，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科学面前坚持自己的主观成见，在科学面前应该服从真理。”这出自肺腑的声音表达了他对考古学成果的殷切期待，表明了他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一九五九年，翦老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预展，还写了《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论证了秦汉时期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把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翦老指出的方向。可以告慰翦老的是，近年出版的古代史，都注意到了运用考古发掘的成果，因而古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新的进展。
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