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美国书奖”(American Book AWards)宣布了奖金的得主。“美国书奖”的前身是“全国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过去三十年来，“全国书奖”是美国文学奖金中最有声望中的一种，但去年因经费缺乏，又不能受到出版商的支援而停止。出版商为什么突然停止经费的支援？因为他们认为“全国书奖”由文学作家作评判员，常常挑出一些没有商业性的作品授奖，对出版商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去年六月美国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另创“美国书奖”，目的在“反映读者大众的趣味”，所授书奖甚至包括了疑案小说、西部小说、幽默作品、生活风尚作品等。同时，评判员不是作家或文学批评家，而是由出版商、售书商、图书馆学家及作家投票决定。
这类挑选书奖的方法，好似好莱坞挑选影片的奥斯卡金像奖，迹近迎合大众口味，就引起少数严肃的出版商与编辑的不满，更不用说作家了。他们认为一本书的真正文学价值，不应由它的销路多少作决定；读者之多，不一定反映它的文学价值之高。不久，四十四名曾经获得“全国书奖”或曾经当过该书奖评判员的作家，也联名写信，向美国出版商协会提出抗议，指摘出版商们不但将出书商业化，甚至要把书奖评选商业化，这未免太过分了。这四十四个签名的作家中，包括索尔·贝娄(Saul Bellow)、唐诺·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伊莉莎白·哈威克(Elizabeth Harwick)、菲利浦·劳斯(Philip Both)、伯纳·玛拉默德(Bernard Malamud)、乔哀斯·卡洛儿·奥茨(Joyee Carol Oates)、威廉·史泰朗(William Styron)。联名信中说，“美国书奖”将会限制非商业性的创作；而美国出版界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这信呼吁所有严肃的作家与批评家抵制这个书奖。
这个论争的重要性，不仅是在书奖决定的方式与规则，而其实是代表了文学出版界两起人士基本思想上的不同。一起人认为出版事业是有尊严性的文学事业。另一起人士则将出版事业当作一件赚钱的商业。前者重视作家们对一部作品在艺术上的判断，后者重视读者大众的意见。美国是一个所谓“民主”的社会，但不少在政治上很开明的人士，却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不可通俗大众化。因为如果通俗大众化，文艺的质量即会大大降低。举美国目前电视节目为例：商业性的电视节目都视观众数目多少作决定。大多数观众对文学艺术当然没有修养，因此美国电视就充满低级趣味而幼稚的喜剧。高级艺术品的节目，因观众少，无法招徕广告，就没有机会在电视上出现。
“美国书奖”于去年创立了以后，美国笔会(P.E.N.)立即以九十一对九之比，投票决定拒绝参与书奖的典礼。书评家协会与作家协会也作同样决定。三月间，三个被提名的作家——《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的作者诺曼·梅勒，《捉刀人》(The Ghost Writer)的作者菲利浦·劳斯，《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的作者威廉·史泰朗，也联名向“美国书奖”主持人发电，要求将他们的作品从候选名单上撤销。
“美国书奖”的提名程序大致如下：这书奖共分十七个，精装本与平装本分开。在每一个范围内有提名委员十一人：二个是编辑或出版商，二个是售书商，二个是图书馆学家，二个是书评家，二个是作家，一个是所谓这方面的专家。这十一个人，并不会集讨论，而个别的提名。然后再将十一个委员所提的名作一下统计。十七个书奖分类如下：自传；传记；儿童书；时流(生活时尚)；初作小说；一般性小说；一般性非小说；历史；疑案小说(侦探、间谍、惊险小说)；宗教；科学；科学小说；西部武侠小说；诗；翻译；插图艺术；封面设计。
提名之后由谁投票作最后决定呢？正如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出版商协会有一个所谓“美国书奖学院”(The Academy of the American Book Awards)的组织。凡是在财政上支援“美国书奖”的各机构成员，都有权投票。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美国售书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作家组织总会，全国大学书店协会，儿童书籍协会，专门性图书馆协会，全国妇女书籍协会。此外，有些个别的作家与书评家如果要求也准许投票。
在这许多的投票申请书中，再挑出二千五百名(须平衡地代表各机构)人士。这二千五百人有最后投票权。
这种投票方法的结果便是：在过去，书奖的挑选是由创作方面的作者们作判断；在目前，这个决定性的权力被移往售书者与购书者的手中。对作家而言，这个权力的转移，极具重要意义，怕的是此后书的出版将着重于商业性，而忽视作家的创新而无销路的作品。此外，作家们也愿意由自己的同行评判他们的作品，而不要外行人作判断。
但赞同这类投票方式的人士，则以为作家判断同行作家，往往缺乏客观性，有的甚至替朋友捧场。因此不如售书商与图书馆学家的客观。
令人好奇的是，“美国书奖”的董事会十六个人中，只有一个是作家。而且他们完全不理作家们(如梅勒、劳斯、史泰朗等)不愿参与的要求。这种毫不尊重作者意见的态度，更引起作家们不满。而授奖典礼的“好莱坞化”，过份重视电视广播的宣传，也使人觉得过份商业化。
授奖典礼于五月一日举行，司仪者是电视界的闻名人士，授奖者有电影明星、舞台名演员、电台时论家、科学小说作家、以性小说闻名的女作家，还有名记者白修德。
果然不出所料，“一般性小说”获奖者乃是史泰朗的《苏菲的选择》。但史氏没有在场，事实是多半作家没有出席。这个盛会也就毫无光彩，不能与好莱坞的金像奖典礼相比。其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奖的获得者是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平装本传记奖的获得者是司各脱·保格(Scott Berg)为已故著名编辑麦克斯·柏金斯写的传记《麦克斯·柏金斯》(Max Perkins)；“一般性非小说”获奖者是汤姆·沃尔夫的《货色对头》(The Right Stuff)，这部作品以“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或“新式新闻”(New Journalism)的技巧描写美国初期七个太空人的家庭生活。
最重要的是所谓“全国文学奖章”(National Medal for Literature)，授与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奖金一万五千元。授奖者原定是名作家与诗人劳勃·品·沃仑(Robert Penn Warren)，但他拒绝参加，结果由一个新出茅庐的黑人女作家托尼·摩立逊(Toni Morrison)授奖。既然有这么多的作家抵制“美国书奖”的典礼，它的前途实在难以令人推测。但是作家们虽然伤悼有三十年之久的“全国书奖”的逝世，在当年，“全国书奖”也并不是没有论争的。例如，一九七一年时，出版商建议“扩大参加者的基础”，邀请售书商参加提名。那年，恰是埃立克·西加尔(Erich Segal)的小说《爱情故事》(Love Story)大为畅销之时。那本小说，曾被一般书评家批评得体无完肤，认为毫无文学价值，完全以感伤主义的情绪来引诱读者(好象中国三十年代所谓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一流的小说)。但是售书商们因为此书销路大、读者多而提名，小说评判委员会立即拒收。同时，该年的诗歌评判委员会认为没有一首诗值得推荐，就无人得诗奖。此外，历年来，常常有人批评评判员年龄太大；或书奖的广告不够雅，太俗气；或，除为人作政治性利用之外，这类书奖无人注意，等等。
也有人说，“全国书奖”太含“自助性”，往往授奖给原来销路不佳进益不多的作家，因此而忽视在商业上成功的有价值的作品。
也有几个作家，根本不赞成任何文学奖，无论是“全国书奖”，“美国书奖”，普列策奖金，或诺贝尔奖金。刚刚获了“美国书奖”的史泰朗说：“在文学界中，奖金实在并不实用，而且往往给错了人。对青年作家或无名作家而言，这类奖金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你如要论到哪一本是本年或本十年内最佳的书，那末这类书奖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美国作家联盟(The Authors League of America)主席、名作家约翰·赫塞(John Hersey)，认为这类书奖对作家只有相反的影响。他说：“你只要看一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前后成绩便知。获奖者不一定因得了奖而受了鼓舞。此外，这类奖品的大笔金钱及其好莱坞式的宣扬，不一定对作家有好处。对作家而言，惟一报酬是写作的本身。”
艺术为艺术，还是艺术为金钱？这个论争似乎是永恒性的，不会在人类历史上消逝。
刚刚于昨日完成此稿，今日(五月二十五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载了两篇“美国书奖”获奖者的文章。一个拒绝接受，一个虚心接受，各有理由，特在这里摘记如下，以飨读者。
拒绝接受者名克立斯托弗·拉修(Christopher Lasch)，获奖的书名《自我陶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所获的奖是属于平装本的“时流”(生活时尚)栏。拉修所举的拒绝的理由有下列几个：
1.在过去二十年来，出版业愈来愈商业化，甚至被大企业公司逐一并吞。这类大企业出巨资购买了出版公司，还包括游乐场、广播电台、棒球队、电影制片厂。
2.出版业与娱乐业合并后，少数畅销书的作者变成了“明星”，往往可以预先获得百万余金的报酬，作为尚未出世的下一本书的定金。同时，出版商对多数藉藉无名的作家或不赚钱的严肃作家，只愿出不到万元的定洋。出版商只对能够大笔赚钱的作家有意思，对其他作家无兴趣，这样新作家出头的机会就更少。有的只能向大学出版社找出路。
3.这种写书和出版商业化的影响，引起下面几个效果：艺术水平降低；作品标准化，公式化；读者兴趣短暂，好书无法长销；出版商的宣传变做好莱坞式的庸俗化，“美国书奖”典礼便是一例。
4.书的对象既是广大的群众，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考虑是不是适应大众的需求。专门性的，严肃的作品出版机会更少，真正的购书者与读者在售书市场的选择也大为减少。在过去，印书重视知识界的自由，这类自由已受到经济的束缚。因此，所谓“蔑视大众”的不是“高傲的作家”，其实倒是出版“企业家”。
虚心接受书奖的作家名约翰·欧文(John Irving)，获奖的书是平装本小说《加普心目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to Garp)。这是他的第四部小说。
欧文说，一般而言，他觉得所有文学奖金，包括普立策奖金在内，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既获了奖，他要虚心接受。因为文学奖金，对已成功的名作家无所谓，对未成名或新出名的作家却很有帮助。以他本人而言，他开首三部小说，虽获好评，但并未获奖赚钱。第四部小说获了奖，得到宣传后，可以赚些钱。他靠教书为生，很少功夫写书。赚了钱后，他不必再受经济束缚，有很多时间创作。而时间，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一件奢侈品。
下面是欧文的几条为他自己接受奖金的辩护理由：
1.文学界多数人士对作品的商业性成功常有不屑重视的态度。其实，商业性的成功，可使作家不必操心于生活，而有充分时间写作。批评出版界商业化的作家们自己都是成名得利的作家，不必再怕经济上受困。因此这些作家的批评未免有些假道学成分。例如菲利浦·劳斯、诺曼·梅勒、威廉·史泰朗三人，他们在文坛上已达到名利双收的程度，当然可以向出版商协会表示反对这类书奖。可是尚未成名的小作家太多了，这些小作家很需要书奖来提拔他们。
2.“美国书奖”目标之一，是要将文学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造成一些关系，希望使一件真正的文学作品多销一些，赚些钱。老实说，只有已经写作致富的作家，才会反对这个目标。
3.特别令人可笑的是曾经获得“全国书奖”或者曾经当过该书奖评判员的四十四个作家的联名信。这四十四个作家有没有顾虑到未获奖者的黯然心情。(按：欧文的《加普心目中的世界》于去年虽被“全国书奖”提名，但未获奖。请参阅《读书》第五期的拙作。吃了闭门羹的人，这次有重新出头的机会，当然欢迎这个机会。
4.严肃的写作，一向有两个敌人。其一是商业化。但是他们应该与商业化的作品作竞争，以便也可挤入最畅销书书目单之林。另一敌人是已成名作家的关门主义。这些作家自己已成了名，地位稳固，无形中成为“文阀”(Inteclletual Snob)，瞧不起他人的作品，看到什么，都大嚷“商业化”。其实，这次“美国书奖”中竟有“初作小说”一栏，很是可敬可贺。初出茅庐的作家可以因而受到大大的鼓励。成名的作家们有没有这样努力提拔新作家呢？
5.最后，欧文说，归根结蒂，他并不赞同各类书奖。出版商与其耗资举行书奖典礼，不如把钱省下来，转用在发掘新作家上。
他这一番话说得也有道理。
五月二十五日写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