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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突然接到谈滨若同志的来信，她说：华岗同志平反了！二十多年来重压在我心头的一个疑团，于今涣然冰释了！
一九五五年的一个冬夜，我走访阿方同志。她用一种我几乎听不见的低声告诉我：“华岗被捕了，听说有政治问题。”“什么问题？”“不知道。”接着两人长时间地相对无言，我则陷入于苦恼的思索之中。一个曾经出生入死、历经敌人监狱酷刑而不屈的老同志，一个在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同志，真的会是敌人么？我从记忆中尽量搜索着华岗可疑的形迹；可是，爽朗的笑声，坦率的态度，直爽、明快而又严正的话语，又历历在我耳目，一个真诚朴实的共产党人的形象重现于我的脑际。说华岗是敌人，这是完全不能令人置信的消息；而华岗的被捕，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这叫人迷惘，使人疑惧，也令人痛苦。而今，这个疑团终于消失了！
华岗同志和我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留给我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一次学习小组会上的一场争论。一九四二年冬至四三年春，南方局机关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由周恩来同志讲党史，并结合党史的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我和华岗同志被编在一个小组里。一次小组会上谈到六届四中全会，华岗同志说：那是王明搞的，是一次完全非法的会议。当时大家听到了感觉很奇怪：中央的会议，哪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而且指名道姓地批评王明那样大人物，那时听起来也不是怎么“顺耳”的。我们几个年轻同志摸不着头脑，无法发言。几位老同志却都不同意他的看法。华岗同志则不管别人怎样激烈反对，总是用平和而又坚定的语气，反复说明这一点：当时王明并不是中央委员，却在大多数中央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四中全会，还硬把一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人拉来当中央的领导，非法夺取中央领导权，严重地践踏党的组织原则，这在我们党内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第一次小组会上，谁都没有说服谁。第二次再开，对方搬来了“援兵”，他还是“孤军”应战，争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只好请恩来同志来做结论。恩来同志说：结论要中央来做。个人的看法认为华岗的意见基本是正确的。
华岗同志留给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年底。那年十一月，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谈之门已闭，恩来同志返回延安。当时组织上决定地下党要作长期埋伏打算，不要再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可是时间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北平就发生了美国侵略军污辱女大学生的事件。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我们及时地搜集了情况反应，向华岗同志汇报，说明根据一般群众的情绪，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游行示威；但我们从侧面又了解到，党员和进步分子反而表现得安静，没有动。能不能游行示威，请他做决定。华岗同志立即说：“我去通知××同志，一定要举行一次大示威。除夕来不及，元旦一定上街。”一九四七年元旦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这样就决定下来了。
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位同志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九五0年冬，我出差到广州，碰见了某同志，不知怎的我们忽然谈起华岗同志来了。他讲了华岗如何如何评论某一权威人士的著作之后，有点带结论似地说：“老华这个人有胆识，有魄力，看问题很敏捷，也很尖锐。但是太骄傲，有些近于狂妄，好象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他对华岗同志优点的看法我是同意的，对于缺点的批评也可能合乎实际。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却保存有另外一种印象。记得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我们请华岗同志赶写一篇指导青年学习中国历史的文章，准备在《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页上发表。文章及时送来了，我拿到手中一看，篇幅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计划，感觉很为难；而我们又发稿在即，没有别的备用稿，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华岗同志想办法。华岗同志正忙着，他要我们帮忙把文章压缩一下。我把文章作了些删节，再送给华岗同志。他看了后表示同意，说这样压缩好。从那一次打交道开始，以及以后的多次接触当中，使我感觉到，在一个青年人面前的华岗同志，一点儿也不傲慢，态度是很谦和的。
我想，华岗同志自然也是有缺点的。二十五年前，他开始陷于意外的灾难，也许是与他的某些缺点有关吧，也许不是；我希望他不是！华岗同志参加革命的前三十一年，与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经历：苦难，战斗，胜利，欢乐。后二十五年，包括他逝世后的八年在内，他由革命功臣突然变为“罪人”，变为囚徒，最终又洗刷净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浊污，恢复了他革命者的本来面貌；可是，忠魂已渺，骨灰早寒，留下来的仅供后来者缅怀与凭吊了！而中国人民在这同一时期里，也走过了一段异常的崎岖曲折的道路，终于开始了新的胜利的征程。前些日子，我在病中写了一首悼念华岗同志的小诗：
厄于清世奈何天，生死含冤念五年。
禹域尽除莫须有，九泉闻讯亦欣然！
然而，九泉毕竟是不通音息的！如果华岗同志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感到欣慰；这倒不一定是为他自己，而主要是为我们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善良的人民！
朱语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