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种“敕封”的味道，还时时可以嗅得到。譬如，某地新创办一个很不起眼的娱乐性刊物，想到了请名家“支持”。名家并不知其内容，但为了表示热情，信手题了词。于是乎，“某某特地为本刊题词”又是海报又是广告地敲锣打鼓一番。那题词亦非有功力的书法，却也馈赠从优，稿费超出国家标准的十倍之多。可是读者并不认真看待它，刊物的销路也不因此见佳。又譬如，前不久开过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就一批中年人撰写的论文进行优选后，汇成一个集子交某地出版社出版。论书稿质量，完全超过了以往同类学科的学术水平，其间不少论文确有新的真知灼见。可是，有关“领导”又提出意见，要求有名家作序，或将没有参加学术会议的名家的文章移花接木地吸收进来，以显示这本论文集阵容之壮观，用编辑的行话来说，“书的规格”也提高了。
其实，现在的读者是越来越聪明了。翻开一本书刊，他们固然要看序跋，但更看序跋对自己有无教益；他们固然重视形式，但更侧重于书刊的内容。因此，写序作跋之类，确实也当力求崇尚实际，而不要变成新的繁文缛节。
在这方面，鲁迅确实称得上是楷模。他生前为他人著译写的序跋达五十余篇之多。其中，大多又是为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而作的。但他并非因是青年的作品，一律报之以廉价的奖掖。他对新人新作采取的是恰如其分的真切的态度，而且常常注重对艺术上的得失的分析。然而，鲁迅对青年的扶植，又不仅是写序作跋所能概括了的。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鲁迅收到这个没靠“后门”、不托熟人的不知名的青年的译稿后，认为有一定价值，就介绍给了某大书店。不料因译者没有名声，吃了闭门羹。鲁迅旋即与别的出版社接洽。前后两年之间，鲁迅与孙用通信二十一封，与书店的接洽书信十二封，还为插图而亲自奔走，最后还垫付了制版费几百元，方使该书得以问世。而鲁迅在为该书写的介绍译稿的校后记中，则只字不提这些过程。现在，我们大力呼吁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由权威、名家写序作跋，确也可以促使新人的作品与读者见面。但尤其重要的，一是写的序跋要真正起到引导青年走上坚实的文学道路的作用，老作家得下功夫写，写得有新的见地，而不要让过于浮泛的激励去代替中肯的分析；二是要做些“序跋”之外的切实的工作，而不要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支持。就这两点，鲁迅当年的精神是应当大大发扬的。
即以写序作跋而论，一个刊物、一本书籍的地位与价值是否全维系在权威、名家的序跋上呢？恐怕也不见得。在这方面，不妨也可以搞点百花齐放。诗人何达最近就有个创新。他的诗集《长跑者之歌》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按照约定，应有一篇序。但是这序，既不是他自己写的，也不是比他更有名的名家写的，而是采用了年仅二十一岁的姑娘、一位诗歌爱好者写的“试序”。何达说：“谁知道潘金英是什么样的人呢？她的社会地位跟我第一本诗集《我们开会》写序的朱自清先生，相去何止万里。……可是当我再一次看了这篇‘试序’的时候，我的头脑忽然亮了，心想，她这篇‘试序’不正是表现了海外广大青年群众的心声么？”他的决定是有意义的。让青年人的评点在自己的作品上投射火焰，不是作家的有失身份，而是一种光荣。任何名家都不是神。任何序跋面前也得人人平等。少一点“敕封”气，多一些有见地的、真切的批评，特别是也鼓励一些中青年登一登序跋的大雅之堂，不仅可以使序跋不至于几花孤赏(因为现在数来数去就那么几大家)，而且可以多出和快出文学评论的人才。
我们应当研究一下序跋的学问，切莫让编辑出版工作再染上形式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色彩。
杨匡汉